社會道德是因為道德上的原因而觸犯法律。美國的反墮胎示威者就曾違反《醫療機構出入口暢通法案（Freedom of Access to Entrances Act）》，堵住提供墮胎服務診所的大門。社會正義方面，則是為了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最鮮明的例子當屬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於1955年拒絕按照法律規定給白人乘客讓座，引起了一場反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而社會政治上來說，則是為了糾正政府錯誤或危險的政策。比如，1989年，美國一同性戀活動組織示威者集體躺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門口，抗議艾滋病藥物的價格居高不下。
而前美國情報工作人員愛德華•斯諾登此次向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洩露國家安全局機密文件的事件，從何種意義上，都算不上非暴力不合作。斯諾登前往香港，尋求香港以及冰島的庇護，此種做法是極其不恰當的，也使得他在採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方面，犯了原則上的大錯。通常情況下的“非暴力不合作”事件中，當事人已經做好了接受“惡法”懲罰的準備，並且認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接受這些懲罰是自己的職責。
而更有人稱斯諾登為“告密人”，這在概念上也是錯誤的。所謂的“告密人”，作為權力機關內部的一員，向公眾揭發了政府腐敗或違法行為之後，仍需配合調查人員查清事實。
斯諾登並不是沒有機會選擇正當的途徑解決問題。他本可以按照美國《情報部門告密人保護法案（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的規定，秘密向國會報告美國國家安全局此次嚴重的行為不當。當局會按照規定，對斯諾登進行保護。這一樣來，國會也有機會進行正常的徹查，而不是現在美國國家安全很有可能受到損害的局面。
如今，斯諾登已成為一個巨大的不確定因素。他帶著大量極具價值的情報資料前往中國香港，而此前中國還被懷疑“對美國進行網絡攻擊和間諜行為”。如果斯諾登真有意捍衛美國民主，他應當立刻主動返回美國。如若不然，美國別無選擇，只能想方設法將斯諾登帶回美國進行審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