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關於國安局加於公民自由的威脅，就算有，也都是抽象的、推測的、模糊的。從計劃開展至今，在差不多7年的時間中，沒有確鑿的證據能夠指出公民的言論、表達、結社的自由有因為這些計劃而刪減。也沒有政治評論家因為秘密監視計劃而遭到騷擾或者敲詐勒索。國安局平沒有將成千上萬美國人的生活置於普通意義的“監視”之下。
《時代週刊》曾撰文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聯邦政府搜集了每個美國人通話的全部信息，除了對話的內容之外。”但是，這一個“除了”卻所言過廣。政府搜集的訊息包括通話的時間、時常、電話號碼，以及呼叫著與被叫著可能的通話地點。並且，它們將這些“元數據”都進行了數據儲存。但是，除了極個別電腦判斷需要進一步檢驗的之外，這些數據幾乎都不會有人去看。另外，至少從2008年以來，要進一步檢驗通話訊息，還是需要依法申請法律許可的。
“不需要對每一個電話都進行跟蹤，政府可以簡單地就搜集到‘明確或疑似恐怖份子’的通話記錄（包括通話內容）”《時代週刊》如此辯護道。的確，此話屬實，但卻屬於循環論證且並不切中要害。畢竟，這些監視的主要（以及合法）目的是為了最好能在真正的襲擊發生之前，找到及辨別那些未知的、具有嫌疑的恐怖份子。
這些評論家努力地為秘密監視計劃進行辯護，他們竭力將關注點指向秘密監視計劃沒有給特定的美國公民帶來的特定的傷害。但是，這並不意味這就沒有傷害。傷害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是對支撐著這個開放的社會以及民主的整體的信任與責任體系的傷害。同時，秘密監視計劃或許也傷害到了美國作為一個開放社會與民主政體的這一現實，是對美國名譽的傷害。
5月23日，奧巴馬總統在一場激昂的演講中明確指出他願意重新審視這場所謂的反恐戰爭。“這張戰爭，就如同所有的戰爭一樣，必須要終結，”奧巴馬說，“我們必須定義這場鬥爭的本質和範圍，否則它會反過來定義我們。”對於奧巴馬所說的鬥爭，一方面在於，如其所言——“我們在安全問題和隱私保護之間尋求平衡，”對此，“廣泛的監視”會引起“相關的難題”。
鑒於本月的披露事件，好吧，總統先生，您可以再說一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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