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是另一個重要特征。前述研究裡的189位央企高管中，約4%獲得升遷，擁有博士學位的占升遷比例的1／4。例如，早在1989年，陳肇雄就已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獲博士學位。
事實上，2003 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實行年度考核與任期考核相結合的方式，並且將考核結果作為央企高管薪酬和職務任免的重要依據。“政績和關係都很重要，兩者通常是互補的關係。就我們研究的央企高管樣本而言，政績能夠解釋升遷原因的大約占2%，而關係能夠解釋的大約占3%。”聶輝華介紹說。
真正的晉升，一般是從央企負責人調到同等級別黨政機關擔任負責人開始。“這一變動雖然並未提升央企高管的行政級別，但卻令他們有了進一步的晉升空間。”聶輝華說。
事實上，從央企負責人進入公務員系統的第一次變動，很少伴隨行政級別的提升。晉升軌跡通常是，先調動到同等行政級別的黨政系統崗位轉變成官員身份，然後再在黨政系統內進一步升遷。
例如，2005 年時任東風汽車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的苗圩調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緊接著又於2008年3月調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這兩步調動的行政級別並未提升，都是副部級。後來，苗圩於2010年12月調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黨組書記，此職位為正部級。“在央企高管被提拔的進程中，進入公務員系統的第一次職位變動至關重要。”聶輝華說。
論文設立了四個指標對“政治關係”進行了量化研究，發現僅有“是否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及候補委員或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這一指標對晉升影響較大。
其他三個指標為：是否當選或曾經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是否有中央黨政機關的工作經歷、央企的總部是否在北京。不過，這些對於央企“准官員”的晉升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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