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城市研究所稱,當前聯邦政府在年輕人身上的開支約占10%,而在社會保障計劃、醫療保健、醫療補助這些非兒童項目上的開支則占41%。老年人的人均政府支出——包括各州和地方預算——是兒童的兩倍。兒童貧困率是年長者的兩倍以上大概也就不足為奇了。請捫心自問:在一個關心爺爺奶奶遠甚於關心少年兒童的社會裡,社會流動性怎麼可能增強?
精英操縱遊戲規則
文章稱,與此同時,有跡象表明,美國的精英教育機構逐漸回歸它們的老角色,成為世襲精英們的精修學校。
《美國保守派》雜誌發行人羅恩.昂茲近日對常青藤聯合會招生政策提出批評,指出了若干異常現象。例如,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亞洲人一直占哈佛大學注册新生的16%左右。據昂茲稱,在哥倫比亞大學,亞洲人比例實際上從1993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16%以下。然而根據美國的人口普查,同期,年齡在18歲到21歲之間的亞裔人數增加了一倍多。此外,亞洲人現在占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獲得者的28%,在完全按學業成績招生的加州理工學院,39%的學生是亞洲人。
或許,負責常青藤聯合會招生工作的那些人自有他們的充足理由。或許,他們不單純挑選申請者當中學習成績最好、最勤奮刻苦的學生是正確的。但不能置之不理的一種可能性是,不管他們的本意如何,他們追求“多樣化”的實際後果是進一步削弱了這個國家曾經獨一無二的社會流動性。我們也不能無視這樣一種假設:問題的症結恐怕在於“遺贈”制度,因為認知精英們審慎地操縱遊戲規則,以時機恰到好處的善舉偏袒他們的後代。
弗格森在文中說,作為哈佛大學教授,他對這種想法深感憂慮。與埃隆.馬斯克不同,他不是到美國來發財的。財富不是他的美國夢,但的確來了,因為當初信奉美國的精英政治,並且確信聽他講課的世襲特權受益者會比在牛津遇到的要少。
弗格森說,現在我不那麼確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