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同志，我是一名中學生，喜歡文學，愛讀你們的報紙，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後有點想法，現在寫成一篇文章，也許是不對的，但這是我的想法。”
四五天後班主任找到他，說《文匯報》來電話，讓他下課後到報社去一趟。“她問，你寫了什麼文章？我說反駁姚文元觀點的。她很驚訝，一下子全班都知道了。”
馬以鑫坐電車到了位於圓明園路的報社。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正等著他，手裡拿著幾張用紅鉛筆畫了許多橫線的紙。他是時任《文匯報》總編陳虞孫。“他先問我怎麼會寫這個文章。又問我父母情況、讀書情況。”談話快結束時，他說文章“還沒有擊中要害，觀點比較散”，但他們準備採用，讓他回去抓緊時間改一改。
回家路上，興奮過後，一股悔意湧了上來 。“第一感覺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麼可能有錯？第二從班上的反應、老師的神態發現不太妙，他們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點怕了。”
他還是有一點“歷史經驗”。小學時，有一個姓鞏的數學老師，教得很好。“忽然有一天，學校不允許他給我們上課了——他被打成右派了，被分配打掃廁所。在學校裡，他被完全孤立了。”
馬以鑫覺得自己太鋒芒畢露，他沒聽陳主編要他“擊中要害”的指示，而把原稿改成一封態度謙恭的“讀者來信”，一再聲明自己只是個中學生，要好好學習雲雲。
第二天一早，他把改好的稿子送到報社。期間，他到附近的南京東路溜達一圈，發現新華書店裡姚文元的單行本出版了，綠封面的。他暗自慶幸把文章改了！
11月30日上午第二節課後，隔壁班有同學問他：“馬捷”是你嗎？你的文章登出來啦！他直奔三樓閱報欄，在《文匯報》第四版看到一行通欄大標題：“關於《海瑞罷官》問題討論（1）”，底下正是他的原文——《也談〈海瑞罷官〉》。他立刻托老師打電話到報社，問怎麼用的是原稿。那邊只說了4個字：“我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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