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司令部轉型——美軍建設與外交政策的雙線回歸
種種跡象表明，美軍新一輪作戰司令部調整已箭在弦上。雖然調整尚未展開，但人們已經發問：此次調整會產生何種影響？有分析認為，這次調整預示著美國在軍隊建設和外交政策上思路的轉變。
其一，美軍從以打贏反暴亂為主的低端戰爭，向以打贏高技術為主要特征的高端戰爭回歸。海灣戰爭後，美軍把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作為主要建軍目標。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軍的建軍方向。過去10多年中，美軍一直把打贏反恐戰爭和反暴亂行動作為軍隊建設的核心，對軍事高科技的投入有所減少。隨著反恐戰爭走向尾聲，美國近兩年國防預算逐步向高科技領域傾斜，打贏國家間的高端戰爭重新成為美軍首要任務。作戰司令部的調整，反映出美軍建設向打贏高端戰爭回歸的努力將進入實質階段。
其二，美國外交政策將從“過度軍事化”向“剛柔並濟”回歸。《美國法典》賦予戰區司令部“懾止、預防和打擊威脅”等責任，戰區司令擁有同責任區內國家開展軍事接觸等廣泛權力。如今，從中東到阿富汗、從非洲到拉美，美軍戰區司令在外交場合頻繁露面，不可避免地為美國外交政策披上了軍事外衣。早在2000年，《華盛頓郵報》知名記者達納.布裡斯特就曾撰文指責戰區司令部對責任區內的國家擁有過大的政治影響力，並把戰區司令比喻為“羅馬帝國時期的封疆大吏”。有消息稱，美國國防部甚至考慮取消“戰區司令”這一頭銜。這說明，上至美國軍政領導層、下至美軍科研機構乃至社會輿論都已認識到美國外交政策“過度軍事化”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做出調整。
變革是軍隊發展的內生動力。始於二戰時期的美軍作戰司令部體系，始終在隨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安全威脅以及霸權需求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美國國防部於1986年出台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明確規定參聯會每2年對現行作戰司令部體制安排進行評估和更新，以制度化的形式推動變革，為美軍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