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全國通用的語文課本被取消，各地自行編寫語文課本。“文革”開始的頭兩三年，魯迅作品因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傳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學語文課本。1969 年開始，語文課所謂“文”的範圍稍有擴大，魯迅作品開始得到謹慎的恢復（僅限於政治針對性極強的雜文）；1970 年，文學作品的解禁範圍進一步擴大；而1972 年以後，只要是魯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換言之，“文革”中後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時候，魯迅作品曾成為中學語文課堂上唯一的文學教材。
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初，語文教材中選入的魯迅作品有 28 篇。到90年代中期以後，去掉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文學和出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等雜文。魯迅作品的總數量與以前相比有所減少，一度維持在 15 篇左右。
2007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版編撰的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必修本，則只收入魯迅作品13篇，初中語文教科書裡選入10篇，高中語文教科書裡選入3篇。而其他版本如2012年在全國現行使用的江蘇版、山東版、廣東版的中學語文教材中也均不超過15篇。
寫在旗幟上
儘管如此，當前無論是哪個版本的語文教材，魯迅仍然是選收篇目最多的作家。魯迅在語文教材中“老大哥”地位的形成，有其歷史根源。
早在1937年魯迅去世一年之際，毛澤東就做了《論魯迅》的報告，稱魯迅為“中國第一等的聖人”，認為“孔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到了《新民主主義論》中，他不但稱魯迅是五四以來文化新軍的“最偉大的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而且寫下了這段包含了三個“偉大”和七個“最”的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對魯迅的這一“定性”，直接被寫進了1956 年頒發的《初級中學文學教學大綱（草案） 》。該大綱規定，初級中學學生從一年級起就學習魯迅的作品，以後逐年加多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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