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上台後，德國各個階層開始對德國近現代歷史進行反思。
支撐普魯士王國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兩大支柱，一個是以服從為天職的軍官團，一個是以忠於本分為天職的文官團。1933年希特勒奪權後，軍官團和文官團曾把他幻想成菲特烈二世和威廉皇帝的替代者，而希特勒通過廢除《凡爾賽條約》、重新武裝、向法國復仇回報了他們。然而納粹政權的一些現代化統治手段，包括對大眾的宣傳和洗腦、特務統治、種族滅絕等，對老一代軍官團和官僚來說太超前了。於是兩個集團中有良心的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道德觀，並試圖把德國拉回到所謂的“正道”上來。“但是這種反抗有矛盾，一方面他們希望回到第二帝國，另一方面，老軍人和政治家骨子裡仍停留在18世紀，與大眾保持距離。當武裝部隊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已經啟動時，密謀集團的軍官團代表貝克將軍在幹什麼？他在忙著從威廉二世的孫子裡面為將來的新帝國挑選一個皇帝。”閻京生說。
在宗教領域，天主教是反納粹勢力中一股重要力量，許多普通的天主教士和修女都曾冒著人身危險來幫助猶太人和其他被通緝者。德國新教的傳統是遠離政治的，對納粹暴行採取沉默政策，但也有抵抗運動的著名成員如朋霍費爾牧師代表新教群體對19世紀宗教倫理進行反思。法學家馮.多納尼和他最高法院的同僚最早揭示了現代法學當中的一個重大缺陷，“良法也是法，惡法也是法，假如良法與惡法本質上不存在高低，那麼有法與無法又有什麼差別？”他揭穿了納粹政權以法的形式閹割法的精神的手段，搜集了許多納粹犯罪證據。
如果說前面兩個抵抗集團對應的主要是歷史要素，那麼“青年運動”反映的是尋找20世紀新德國精神的努力。“青年運動認為，希特勒的崛起不是突然的事件，從1918年以來德國的政治發展到這番局面，知識分子階層應當對此承擔很大的一部分責任，德國的知識精英已經面臨最關鍵的時刻，引導德國人民反抗納粹暴政。”
閻京生說，“早在1918年第二帝國垮台之後，德國人就應當對自己的這些歷史，包括道德觀，進行反思。但是這種反思在魏瑪時期沒有出現，在希特勒上台的頭五年裡也沒有出現。”這是他將其稱為“補償性”反思的原因。直到1937－1938年，納粹黨通過迫害猶太人和發動對外侵略暴露出它真正的本質後，相關的社會集團才開始進行以上反思，最終形成了一系列對希特勒的密謀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