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遊戲規則就一定會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中國早期的改革，主要是放權讓利，大家都可以從中獲益。但是到現在，要改變遊戲規則，利益集團受損了，就會出來反對。所以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首先就要看清楚每項改革在改變什麼遊戲規則，即在改變產權基礎設施當中的哪個部分：是產權界定規則，交易規則，還是糾紛解決規則？
由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談改革設計的時候，我們是很難放棄我們的利益及立場的。所以我們的判斷必定會受自己利益與立場的影響，屁股指揮腦袋，容易有偏見。所以，我們在設計改革目標的時候不僅需要問改變遊戲規則會對當今的人、當事人、利益相關的人有何影響，更需要問對五十年、一百年以後的隨機碰到的一個普通人有什麼影響。不管我們現在的地位、財富、名氣如何，我們的子孫就可能是將來的一個普通人。我們在設計改革的時候，要跳出當事人的局限性，要捫心自問，每項改革對社會、對中國、對世界的長遠意義是什麼，對50年後的一個普通人會有何影響。
這應該是評價改革目標的一個重要的客觀標準。採用這樣的更長期、客觀、中性的價值標準，我們才可能既避免“打土豪分田地”及“劫富濟貧”的革命心態，又避免為維護既得利益而不想改革的保守心態。我們需要科學地理解改革的短期、長期博弈及微觀、宏觀、制度、系統等多緯度互動關係。
在設計中國的改革路線圖時應該考慮兩個標準：一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後，這些改革方向對一個普通人好不好？二是現在的利益集團能夠接受的制度變革極限在哪裡？改革需要的是制度變化，不是當前的利益重新分配。如果好的制度能夠建立，不必過多地計較過去制度不健全情況下發生的“原罪”。“富不過三代”，從動態發展的角度看，藏富於民才是長治久安之道。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時，就有既往不咎的措施。人的行為受將來的制度影響更大，過去發生的事，經濟學稱為沉澱成本，對今天的起始條件有影響，但不應該主導我們對將來制度的選擇。
（作者肖耿，系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