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黨消亡的後果——鄉村倫理紐帶的斷裂
在鄉黨消亡過程中，既按照那些“美好”設想埋葬了封建糟粕，又埋葬了傳統鄉村的倫理價值觀。
當年與劉少白一起為鄉親們興學辦好事的還有邊區議員牛友蘭。他把自己的財產都捐給了共產黨，但土改時卻遭受繩子穿鼻游街的羞辱，並且要他的兒子，晉綏行署副主任牛蔭冠牽著陪鬥。
人倫喪失還表現在農會成立後，南方部分宗族觀念十分強烈的山區居然出現了宗族間通婚現象。在鄉黨消亡後，鄉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能阻止這種婚姻。老一輩人認為，這些婚姻男女就是在參加農會時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並得到了農會或工作組的支持。這讓現在族譜的編纂者犯難了，如實記載，從輩分上說，族譜裡難免出現姑姑嫁給侄子，甚至爺爺輩娶孫女這類無以面對列祖列宗，顔面掃地的尷尬。
像土改這種對財產不合現代法分配的方式，變相鼓勵好逸惡勞。在上世紀30年代參與中國農村建設的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於1949年12月就土改專門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信裡講了三個故事。
一個五十多歲貧農出身的三輪車夫，三十年來用血汗錢買了120多畝地，被分給當地的游惰分子，只能入城做車夫；另一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媽和傭工，用終身積蓄零零星星買了20多畝地，加原有的合計30餘畝。結果土改一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積蓄，全部化為烏有”。
董家有一個親戚有田地七八十畝，弟兄三人分了家。老大勤懇積下錢來，添買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吃鴉片，將田地賣光。結果土改一來，老大的田分了，老二可以分田進來，“最壞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
至於家譜經年不修，一些民間家族記載中斷，國史補缺不足，已經不再為人關注了，在現代人眼裡，反正有了國家戶政部門，家族的年庚簿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