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既有形式和特點
目前，已有的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形式主要包括三種：
第一種：純民間的學者或學術團體的對話形式。大陸對台研究這些年發展很快，擁有不少民間的台灣研究機構和涉台研究的學者；而台灣涉足兩岸關係研究的機構和學者也有很多。由於分散而多元，這種形式的交流往往頻率高，但影響力比較有限，比較少引起關注。
第二種：智庫社團的對話形式，即是由一定背景或影響力的智庫社團舉辦的規模性的對話形式。大陸有很多智庫性質的涉台社團和研究機構，對台工作的現任或卸任官員不乏任職於其中；而台灣也有不少智庫性質的基金會或研究團體，有的具官方背景或政黨背景，有的具藍綠實力人物或派系背景，也有的具意見領袖背景。兩岸社團智庫或對社會有一定影響力，或對政府有建言獻策的影響力，因此，這種對話交流模式具重要且實質意義。該形式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由大陸社科院台研所與兩岸統合學會自2009年中迄今共同舉辦的“兩岸和平發展路徑系列研討會”。研討會雖由民間機構主持，內容卻圍繞兩岸最核心的政治問題，包括認同、互信、史觀、政治定位、和平協定等重要議題。特別是2012年以“深化和平發展”為主題的“台北會談”和2013年以“探索政治安排”為主題的“北京會談”，在兩岸政治議題上的研討充分展現了開拓進取的前瞻性。參加者彙集兩岸政、軍、學界人士，台灣方面除了有藍營人士外，不乏綠營人士，對話具有一定的實質性。
這種智庫社團形式的交流使兩岸退役將領或卸任官員也有了對話的機會。除了2010年兩岸退休將領的交流對話外，2013年6月，大陸的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與台灣的兩岸統合學會共同舉辦“築信研討會”，近30名兩岸退役將領和學者共同探討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此外，2013年，兩岸退休涉外官員也進行了規模性的研討交流。1月，由方夏文化交流協會和兩岸統合學會共同舉辦的“夏合研討會”，就兩岸涉外事務協商在內的議題進行研討交流。近30名與會者中，包含了首次受邀的兩岸退休涉外人員。
另外，大陸與民進黨人士也得以通過智庫社團的平台有機會進行溝通。2013年6月，由謝長廷擔任董事長的台灣維新基金會主辦，大陸社科院台研所協辦的“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在香港舉行。台灣與會者由謝長廷領軍，成員除學者外，還包括9位民進黨籍不同派系的現任“立委”、3位民進黨籍市議員和1位民進黨籍縣府處長。大陸則由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以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身份領軍，成員包括大陸北、中、南台灣研究重要智庫的學者。雖然謝長廷定位香港研討會為思想與政策研討會，不涉政治談判或對話，但從與會者涉及的研討內容看，涉及紅綠政治立場方面的言論並不少。
第三種：政黨對話形式。兩岸之間的政黨交流始自2005年連戰以國民黨主席身份首訪大陸，目前主要以國共交流為代表，主要包括國共兩黨領導人會面及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等非官方形式。2005年以來，國共已形成了年度交流機制，每年度不但有高層會晤，也有國共論壇。2012年在哈爾濱舉行的“國共論壇”上首次增設“兩岸和平發展”小組，開始討論政治議題。時任政協主席的賈慶林提出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想法。2013年“習吳會”上，習近平提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四點意見：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大局；堅持在認清歷史發展趨勢中把握兩岸關係前途；堅持增進互信、良性互動、求同存異、務實進取；堅持穩步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吳伯雄則表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關係。“習吳會”的重點在於馬公開授權，吳有代表性地傳達馬的想法使兩岸領導人有機會間接對話。作為兩岸的執政黨，國共黨際交流平台對於兩岸關係發展有一定的先導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對話形式。
從既往的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看，其對象包括：學界、智庫、黨政軍人士及意見領袖，話題論及包括認同、互信、政治定位、軍事互信、國際空間及和平協議等，呈現平台的多元性和對象的廣泛性以及內容的包容性。同時由於約束少，因此表現出相當的創意和前瞻性思考，有一定的探索性。
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功能和作用
兩岸政治互動是兩岸關係全面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發展階段的兩岸政治互動從政治對話入手，以政治談判為目標，最終達成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以及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一般而言，政治對話是指地區間、國家間以及政治團體間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以獲得某種共識的活動。因此，很顯然，政治對話的對象一般應該是官方。而兩岸關係發展中之所以出現民間政治對話的倡議，則是因為兩岸關係特殊性所致。由於台灣社會目前的政治生態，兩岸官方政治對話的氛圍與條件尚未成熟。但為了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能夠穩定持續地深化，兩岸政治對話須以民間為起點，逐步探索政治議題的解決之道，必須積極主動地營造有利於進入官方政治對話的環境與條件。
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應該成為未來兩岸官方正式對話的前奏，它是一種在當前兩岸無法通過正式授權管道進行政治對話時由兩岸民間先行探索的鋪墊對話，時機成熟後則再由雙方授權管道接手。兩岸民間政治對話須對兩岸官方的政治對話產生先導作用。
政治對話民間先行遵循了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兩岸互動原則。民間相對於政府部門而言，具有某種程度的非正式性，對話中的分歧不至於對兩岸關係造成直接衝擊。民間政治對話非正式的特點比較容易打破台灣分裂社會甚或美國質疑的牽制，是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兩岸互動原則在政治對話程式上的具體表現。
鼓勵、支持民間展開具有建設性、前瞻性的政治對話是鋪設兩岸官方政治對話的重要路徑。兩岸民間政治對話須為兩岸官方政治對話鋪路搭橋。
首先，路徑的鋪設須有一致的方向。兩岸民間政治對話需界定功能性目標。兩岸民間政治對話須著力於解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和穩定化，即旨在為和平發展的制度化、穩定化排憂解難，創造一個切實可行的路線圖。
其次，路徑的鋪設須有明確的對話步驟。對話步驟牽涉對話議題設定，對話議題設定應包涵現實和未來兩大方向，與兩岸關係相關聯的政治性議題均可涉及，同時還可包含對於兩岸官方政治對話的機制和內容探討。由於承擔造勢鋪路的功能，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必然主要圍繞敏感政治議題。由於需求不同，目前，兩岸各方感興趣的對話內容各有側重。大陸關注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岸尚未統一前政治關係合情合理的安排；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和平協議問題；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與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認同表述。台灣關注的內容主要包括：“中華民國”定位；台灣的國際空間。另外，民進黨方面則特別凸顯民主人權的對話。由於兩岸需要討論的政治議題很多，為了更好地體現為現實兩岸關係服務，需要對共同關心的政治議題作出梳理，在此基礎上按照先易後難、先急後緩原則將對話內容做一先後順序排列。綜合而言，兩岸需要著重處理的敏感政治議題主要包括：國家尚未統一前兩岸政治關係的安排；兩岸和平協議；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基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需要，統一前兩岸政治關係的探討最具迫切性，應該成為對話的首要關鍵議題，宜集中力量攻堅克難，對此一事關兩岸關係的深層次、戰略性重大問題進行富有成效的溝通與對話，集思廣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前瞻性思考，以提出務實和具有建設性的共識性意見。
第三，路徑的鋪設須有機制化的設計。由於承擔造勢鋪路的功能，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在保持多元管道的同時，須致力於機制化的建立。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機制化建設須注重形成以智庫社團對話為主管道的對話機制。為此，兩岸有識之士已經提出了很好的建議。2012年的國共論壇曾提出和平論壇的倡議；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2013年2月的“習連會”上曾提出民間辦理和平論壇的提議；劉兆玄2013年4月28日在台北舉行的“辜汪會談2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表示，兩岸民間應成立共同智庫和舉辦論壇，不分黨派和意識形態，來探討有爭議、敏感的政治問題，理性探討中華民族的未來；蔡瑋教授建議兩岸在和平論壇的架構下成立共同智庫，甚至考慮建立常設的秘書處，雙方都把事情按照大、中、小，重要性列出一個序列，看看哪些是可以先做，哪些必須後做，做的成、做不到的原因，列出負責主管單位及相關時程。此次兩岸和平論壇能在上海舉行，從兩岸目前反應看，各界多做出正面評價。和平論壇作爲常設機構，兩岸主辦單位已經決定要繼續開下去，未來作為兩岸能夠推動和經營的民間政治對話的機制化平台，和平論壇值得期待。
兩岸兩會談判是得到官方授權的一個管道，以往是經濟性、事務性協商談判，未來在以經濟性、事務性議題為主的情況下可否思考擇時嘗試處理一些政治性問題。
第四，路徑的鋪設需要有利於政治互信的累積。兩岸政治對話的開啟有賴於雙方善意的表達。兩岸民間政治對話須是增信釋疑、聚同化異的過程。由於是非正式、非官方，民間政治對話可不設限制和框架。對象的廣泛性有利於在廣開言路的基礎上增加瞭解，促進理解，換位思考，建立共識。雙方應協同努力在各自關心的核心政治領域取得進展，逐步消除在政治關係、軍事安全、涉外事務等方面的隔閡和誤解，增進理解和信賴，從而為今後開展正式的兩岸政治對話積累經驗，營造社會氛圍，以民間互信推動官方互信。期待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成為雙方擴大瞭解、增進互信，拓展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五，從各說各話，暢所欲言進入互動交流、尋找交集乃至發揮創意，建立共識是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發展路徑。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旨在討論事關兩岸關係發展的全域性、戰略性、長期性問題，因此需要累積信任，相互磨合，共創未來，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諒解、達成默契，形成共識。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先要經歷各說各話的階段。這是一個互相瞭解的階段，在此階段雙方都需各抒己見，傾聽彼此；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再要進入尋找交集的階段。這是一個互相理解的階段。在此階段，雙方都需換位思考，善意相待。最後，兩岸民間政治對話還要進入建立共識的階段，這是一個達成諒解的階段。在此階段，雙方需發揮創意，前瞻智慧。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12月號，總第1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