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8日電／香港連續第19年位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榜首。堅持自由港政策，正是香港一百多年來，從一個漁村逐步發展為世界貿易、金融中心的重要秘訣。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9月29日掛牌成立，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有人形容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如同在上海再造一個“小香港”。
香港是全球自由貿易的典範，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2013年1月10日發表的聯合報告顯示，香港連續第19年位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榜首。堅持自由港政策，正是香港一百多年來，從一個漁村逐步發展為世界貿易、金融中心的重要秘訣。
自由主義催生自由港
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前的1841年6月7日，英國侵略軍上校義律就單方面地宣布香港為“自由港”，“不向英國政府支付任何款項”。此時的“自由港”，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港”含義有所差異，指的主要是向英國的各個企業開放，而不是被相當於當時的“國企”的皇家特許公司（如東印度公司）壟斷。英國在香港建設自由港的嘗試，與經濟自由主義當時在英國本土的興盛密切相關。
19世紀中期，自由貿易的信念在英國政壇上如日中天。當時英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執世界工業技術之牛耳，倡導乃至強迫別國遵行自由貿易的原則，對英國的經濟利益非常有利。無論是托利黨（保守黨的前身）還是輝格黨（自由黨的前身）的政客們，都近乎宗教般狂熱地信奉自由貿易原則。他們相當真誠地認為，自由貿易將造福所有國家，帶來普遍繁榮，還能增進國家間的相互理解，消弭爭端和戰爭。英國工業資本家當時對與中國貿易的前景持樂觀態度，希望每個中國家庭都能穿上蘭開夏生產的襯衫。因此，英國把香港作為自由貿易理念的一塊“試驗田”。1843年6月3日，英國殖民地部文件中記載了英國殖民地部常任次官詹姆斯•斯蒂芬爵士的主張：“香港必須實行其他英國殖民地聞所未聞的做法……（香港的）法規和條例……在很多方面應該服從超出其制訂者預料的迫切需要”。
此後，港英當局雖然很快開始在香港徵收各類賦稅，但香港向全世界商船開放（與英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除外）的自由港地位長期維持，只有日本占領時期（1941年－1945年）曾經中斷。香港因此發展為世界最重要的轉口貿易港。
巧妙應對美國對新中國的禁運
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峙中，英國是北約的創始會員國，美國的鐵杆盟友。但是，在美國政策危及香港自由港地位時，英國表面上配合美國政策，實質上卻在最大程度的維護香港的自由貿易。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對外貿易大多轉口香港，西方的貿易禁運使得轉口貿易大大減少。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西方對新中國進行貿易禁運。禁運政策是對香港自由港地位的嚴重破壞，當時包括兩種形式，一是由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實行的戰略物資禁運，二是美國自己實行的禁止一切對華貿易的全面禁運。
據英國學者弗蘭克•韋爾什的《香港史》記載，為了實施禁運，美國派出一批檢查人員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以確保不讓任何來自“紅色中國”的產品直接或間接的進入美國的“自由土地”。為了讓美國的禁運檢查官員滿意，英屬香港殖民地當局不得不證明出口貨物的“意識形態純潔性”。蝦或許是在英屬香港管轄的水域捕獲的，但是這種甲殼動物擅長游泳，它出生在哪裡，是在哪裡生長的呢？誰也無法判斷它們是不是從“共產主義的廣東”滲透到“自由世界”的。因此，由於無法找到明確的證據說明蝦的來源，香港的蝦被禁止向美國出口。鴨子的出口也面臨同樣的困難。鴨子很可能是在英屬香港孵化、飼養和宰殺的，但難以保證鴨蛋不是從廣東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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