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全無節制？
不過，如果改以其他途徑處理，嚴重時會觸發公共秩序失控，由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凍結一切言論、集會、示威，當然也包括新聞和出版自由；犯者往往不經司法程序審訊，直接坐牢，而且可以不定刑期。
至於其他的處理途徑，慣見的有政治部直接監控媒體一舉一動，隨時可以抓人，《內部安全法令》授予政治部大權，可禁報章、其他刊物出版，隨時入屋搜查（不必先向法庭申請搜查令），也可以非正常的方法審問（包括拷刑）。
這種《內部安全法令》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盛行，而香港的政治部已於中英主權談判的第一時間，由港英政府解散。據羅亞所著的《政治部回憶錄》說法，這是以防後患，因為政治部的人、事、檔案全是隱秘東西，解散便可不留痕跡，連人員也另作安排，例如關鍵人物化整為零安插到其他部門去，這是政治的高招。
由此可見，在英國殖民地統治的年代，新聞自由並非毫無條件聽之任之的事，也有非司法權可以過問之處，只要不反殖反帝，便有新聞自由，否則便以政治手段處理。
不過，當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特首的職責由《基本法》第43條寫明：他的工作是向中央政府負責的，而執掌中央政權的執政黨又是共產黨。根據一般國家的政治體係來說，均有體制規定合法與不合法轉換政權的做法，循合法途徑的政權輪替，去留有法可循，可以和平落幕；反之，不循合法途徑掌權的，便會遭到在任政府視作“革命”論。此時“革命”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往往以暴力流血收場。
中國的政治體制行政黨執政的方式，而執政權卻不行自由競爭的方式，它是自1949年國共聯合政府破局，共產黨通過內戰取得執政權後，邀請其他八個政黨參與協商立法和制訂政策，這辦法有別於政黨競爭的制度，中國共產黨基於相信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認為資本主義那套政治體係是資產階級剝削的工具，對廣大勞工階級不公平；反之，相信由共產黨邀請其他政黨舉行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政制，得出來的政策與立法會有更好的民主代表性與均衡參與。
根據中國這個政治體制，政府產生的辦法也自有合法與不合法的途徑，每屆政府換班，都會有一套體制讓參政者依法行事，否則便當“革命”論處。
因此《基本法》第43條說的特首職責，是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負責，就新聞自由這點來論，特區的新聞自由可否像過去港英殖民地時代那樣高調反共？這問題若以個案訴訟到終審法院，進而又由人大常委會釋法的話，肯定會引起廣泛關注，如果終審法院的判決是反共，也是特區新聞自由的人權之一，而人大釋法的判斷以違反《基本法》來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的話，以過去長期以來的反共新聞行為來判斷，特區的反共一方的新聞行為肯定不會罷休。
反之，中央政府也肯定不會讓中國一個行政特區的新聞自由，竟然可以自由到任由反共的地步。如此一方不會罷休，一方不會有放任的空間，這個矛盾有無解決或紓解的出路？本文的看法不妨在此作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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