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就舉耿丹學院的兩個小事情，其實對我來說是巨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轉設，就是要變成一個獨立的不依附於其他公立大學的民辦大學，我們國家有規定，必須要有500畝地，並且每一分地上只能待一個學生，每畝地容量只能是10個學生。現在耿丹學院的狀況是，460畝地，差40畝地，耿丹學院的學生加起來是接近6000人，也就意味著按照規定400多畝地只能呆4000多學生，因為每分地一個學生。大家稍微想一下，這樣的規定是很荒謬的。理由非常簡單，在北京這樣一個寸土寸金的地方，你非要增加到500畝地，並且一分地上只能待一個學生，你想土地多浪費。大家去看看美國的紐約大學就明白了。在城裡那麼十幾棟樓加起來接近4萬學生在裡面上學。僵硬的規定，不可變通的規則，導致我們轉設工作遇到了困難，當然我們還會繼續做說服工作，抱怨是沒有用的。
民辦大學老師待遇，特別是老師的社會地位也成問題。大家都知道，民辦大學的老師和公立大學的老師待遇是不一樣的，公立大學的老師退休以後的保障很好，是半公務員制度。公立學校老師非常安穩。民辦大學老師，必須完全按照社會保險來安置，而且退休以後收入會急劇下降。所以我們即使以更高的工資和待遇來吸引老師，都吸引不到公立大學的一般老師，非常難。社會主義的原則是講究公平，但一到實際就馬上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而且公私分明，幾乎總是褒公貶私。
可以看出來國家政策對民辦大學和公辦大學是不一致的。當然我今天不是來抱怨這個事情的，我只是說，因為中國在教育中不善於利用民間力量，所以到現在為止中國優秀的，頂級的私立中學和私立大學是沒有的。實際上私立教育的興起能夠減輕國家的教育負擔，看看全世界的私立大學就可以明白，經費是不用愁的，為什麼？民間力量會把經費補充進去。比如說像我這樣的人接手耿丹學院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我一輩子賺來的財富用於耿丹學院，把它變得中國優秀的私立大學。經過這麼一年以後，我的思想開始猶豫了，因為我發現，其實國家對於這樣的事情根本不在乎，不在乎的話肯定就白做，誰都不願意把一輩子的積蓄扔進去了，最後發現這件事情是白做的。
對於政府來說就是一個鼓勵問題，不需要出一分錢，一鼓勵民間的錢就出來了。我問過很多中國的著名企業家，他們都說，只要有一個合適的體制，他們都願意把自己變成大學的捐獻者，因為從世界著名大學是可以看出來的，一個人的名聲想要留一千年，五百年，捐獻給大學幾乎是唯一的辦法，比如說，杜克大學怎麼來的？杜克就一個煙草商，但是現在想到杜克大學，就覺得他不是一個煙草商，他很偉大，因為他有一所最著名的大學留在了這，當然還有很多大學，斯坦福也是這樣。斯坦福曾經想把錢捐給哈佛，哈佛不要，不理他，結果一生氣說自己辦個大學，結果就辦成了現在死死跟哈佛較勁的一所大學，不是哈佛第一就是斯坦福第一。所以我覺得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不僅僅是國際化的問題，如何利用民間力量辦教育是個大問題。讓民間財富和活力調動起來，支持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中國實際上從歷史上是一個以私塾教育為主的教育體系，中國的公學，幾乎所有的公學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了，中國有著民間教育的傳統，為什麼不利用民間力量呢？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中國教育的大問題，還不是國際化的問題，我把國際化排在第四位了。我覺得最重要另外一個問題是教育均衡問題。什麼叫教育均衡？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就是鄉下人再也沒有好的教育可以接受了。我是屬於鄉下人之一，30多年前我在農村中學上學，最後通過自己三年高考，到了北京大學。當時我們進北京大學，農村孩子占的比例差不多是35%，現在北京大學農村孩子占的比例最多15%。如果說真正農村來的，大概最多10%都不到。我對北大學生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發現80%左右都是家庭有政府背景或者有錢的背景這樣的孩子。大家都會問這個是不是錄取上有問題？比如說這兩天正在講中國高考作弊的事情，在河南一個縣有100多個學生有槍手替考，最後查了以後，說這些被替考的學生要不就是有錢的，要不就是當官的，媒體是這麼報道的。但是我認為北大的學生應該是100%都是自己考的，但是這些學生怎麼會大多是政府家庭背景出身呢？我回到家鄉又做了一個調查，結果發現，這是一個必然現象。我從當地村長開始調查起，發現村長和村支書的孩子基本都在當地最好的幼兒園學習，鄉長和鄉黨委書記的孩子在當地最好的初中學習，縣長和縣委書記的孩子在當地最好的高中學習。不管我們怎麼宣傳要求教育公平，都很難做到讓領導的孩子按區劃片上偏遠的學校的，他們的孩子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就受到了當地最好的教育，因此他們走進中國最好的大學就變成了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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