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4日電／河北侯落鴨村村主任侯志強，被他屢屢欺負的鄭潮軍用鐵鎬打死。96名村民聯名上書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釋放鄭潮軍，理由是，侯志強主動到鄭家尋釁滋事，鄭家是正當防衛。
村民與惡霸村官之間不見硝煙的戰爭，似乎並不鮮見。這類村幹部往往有著相同的臉譜，被貼上“惡霸”的標簽，他們也用行動“成就”他們的標簽，比如侯志強在侯落鴨村簡直無惡不作，比如將他人的耳膜打穿，居然要對方補償給自己4000元錢，理由是“打人出了力氣”。
對惡霸村官，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間或有敢於反抗者往往下場凄涼，或者快意恩仇前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其實，村官與村民原不該關係緊張，同在鄉土最底層，兩者有著較大比例的利益重合點，即便存在齟齬也可通過和解實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尤其是1998年通過、2010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保障村民自治，由村民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為何在惡霸村官面前無能為力，甚至淪為砧板魚肉？
村官既然能稱霸，總有“過人”之處，比如依托於龐雜的家族勢力，再比如性情乖張、經歷複雜。面對這樣的惡霸，個體村民顯然無法也不敢抗衡。即便村民有心聯合行事，也不敢明著來。在村主任選舉中，村霸往往能夠通過恩威並施的手段操縱選舉。
有個時代背景不能不提，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不少鄉村日漸凋敝，變得空心化。凡是稍有能力者大都移居城鎮，這就給村霸壟斷鄉村事務以極大的便利，即便在外打工的村民逢年過節回到鄉村，也無法對村霸實現有效制衡。
古有“皇權不下鄉”，由於鄉村根據血緣的親疏遠近決定關係的好壞和權利的大小，在這個熟悉人的社會，法律幾乎是用不上的，鄉村秩序往往由民約、倫理維持。鄉民解決爭端常見的路徑，首先必須考慮“情”，然後是“禮”，再次是“理”，最後才是“法”。不過，國家法律也在潛移默化地在鄉村生長、發育，村民的思維方式和法治觀念都有了提高，但出現的困境是，村民一些時候無法通過法律維護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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