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確立法制式交流機制，釋放更多的文化政策紅利，拓展兩岸的文化合作空間。
廖中武指出，兩岸的文化交流有了一些重要平台，如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海峽兩岸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這些平台對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和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台灣方面在馬英九執政期間也在大力行銷其文化軟實力，大打台灣文化品牌。但相對於兩岸廣闊的市場和消費人群，當前的文化紅利尚處於初級階段，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且由於台灣政治氣候的不確定性，大陸擔心執有“台獨”理念的民進黨一旦重新上台執政，是否會再蹈陳水扁當年“去中國化”的台獨式文化政策。這需要兩岸在制度尤其是法律保障方面建立穩定的、法制式的規範和管道，以保證兩岸文化交流的成果能被兩岸民眾共享，並為後續的文化交流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這就需要雙方開展類似於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兩岸文化合作框架協議的磋商與簽署。
第三，促成全球化交流機制，面向海內外輸出中華文化價值觀，擴展“一個中國”的共同影響。
廖中武指出，台灣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政府間組織，因此多年來台灣抱有在世界舞台上被矮化的心態，陳水扁之流多次叫囂要重還聯合國，不可否認的是台灣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駐有經濟文化代表處，互簽免簽入境協議，也就是說台灣並未退出世界舞台，反而是世界生活舞台中重要的一員。中國大陸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台灣也在海外建有台灣學院，雙方都在輸出中華文化價值。兩岸在文化方面完全可以攜手合作，不管在傳播傳統文化抑是現實價值等方面，不能給國際舞台造成不同“中國”的印象，而是要本著“一個中國框架”的合作精神開展合作，這對復興中華文化軟實力、共圓中華民族夢具有世界意義。
（後方支援記者：孫儀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