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包圍聚殲。由於農民軍流動性強，李鴻章認為對付“流寇”，若不採取就地圈圍，“終不足制賊之命”。正是這一原則，清軍置拈軍於死地。但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卻忘記了這一原則，從未對日軍採取合圍之勢。他把積極的用兵之策丟了，把消極的用兵方法卻發揚光大。
戰前李鴻章信心不足，戰中卻判斷失誤，其戰略指揮與戰場實際嚴重脫節
甲午戰爭中日軍迫使清軍開戰，對朝廷而言是最不願看到的，而李鴻章而言，他雖深知這場戰爭不可避免，但對開戰卻信心不足。主要原因在於“深知將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應用”，而李鴻章所要做的是“設謀解紛難，而國人以為北洋海軍信可恃，爭起言戰，廷議遂銳意用兵。”[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傳一百九十八。]這似乎把李鴻章推到兩難的境地。殊不知，李鴻章訓練北洋海軍向朝廷表功的時候，北洋海軍的面貌卻不像不能打仗的軍隊。如“十四年，海軍成船二十八，檄飭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全隊，周歷南北印度各海面，習風濤，練陣技，歲率為常。”[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傳一百九十八。]為什麼僅6年之後，曾遠出印度洋的北洋海軍卻不可恃？從黃海海戰中可以看出，北洋海軍並非無戰鬥力，這場海上遭遇戰也並非就已輸給日軍，恰恰因為讓其消極避戰，最終使其不戰而亡。這一結果的背後，與李鴻章戰略判斷的失誤不無關係。
黃海海戰後，李鴻章提出了“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沈陽以固東省之根本”的方針，這將意味著戰略防禦的重點由沿海轉向鴨綠江西岸，以防日軍對奉天陪都和京城形成威脅。在此方針指導下，清軍把長期守備旅順、大連的部隊調往鴨綠江前線。但日軍的真正目的是要在遼東半島實施登陸，奪取旅順、大連。為達成這一目標，日軍還在鴨綠江集結部隊，吸引清軍，掩護登陸作戰。顯然，李鴻章的判斷與調兵，正中了日軍的奸計。從實際情況年，清廷也認為旅順是控制渤海海峽的鎖鑰，易守難攻，多年在此構築船塢，修建軍事設施。如此重要的戰略要地，卻讓李鴻章輕易放棄，看上去是為了保衛京畿安全，實際上此時還談不上京畿之危。因為日軍只有大規模與清軍在直隸平原決戰，才可能危及到京畿的安全。相反，奪占旅順口，日軍將打開通往東北的通道，其兵力可源源不斷地從海上得以輸送。如果說戰略判斷失誤後，隨著日軍進攻方向的明朗，迅速修正原方案尚能補救過失，但李鴻章卻一錯到底。當日軍從花園口登陸，清軍已從日間諜處獲悉日軍將攻取金州、大連時，李鴻章只派出2000人的兵力增援金州，而對派遣北洋艦隊赴援大連的請求置之不理。最後，日軍輕而易舉地攻取無人之地大連，隨後旅順失陷。日軍占領遼東半島後，清廷認為日軍將進攻奉天，進而快速逼近山海關，另一路從渤海灣登陸，會攻北京。為此，清政府將主要兵力調往京津方向。但日軍的企圖正好與此相反，認為渤海灣封凍，登陸困難，兵出山東半島，海陸夾攻，殲滅北洋海軍，以保障隨後從渤海灣登陸的安全。清軍因將主要兵力調往京津方向，山東防務十分薄弱，而李鴻章也不知日軍的主要目標是瞄准北洋海軍而來，仍指示北洋海軍扼守埋伏之地。當發現日軍艦在榮成灣龍須島活動，才令其前往巡察，以防對艦隊形成包抄。但丁汝昌也不聽李鴻章調遣，始終蟄居威海港內，將李鴻章最初“不得出大洋浪戰”的精神貫徹到底，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