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和平進程
在2008年民主黨初選的惡鬥中，克林頓的鷹派傾向已然確立。當時，她批評對手奧巴馬幼稚，連前提條件都不提就去與美國的敵人對話。這一批評流傳甚廣。不過，當奧巴馬說服她加入“對手內閣”後，她把觀點埋在心中，努力證明自己的忠誠——這些都增加了她宣傳自身政治記錄的難度。
中東和平進程就是一個佐證。從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到約翰·克里(John Kerry)的歷屆國務卿都曾嘗試在此留下印記。“有必修課，也有選修課，”白宮幕僚長丹尼斯·R·麥克多諾(Denis R. McDonough)說。“對國務卿來說，這總是被看成必修課。”
克林頓從白宮接到的行動命令是，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約旦河西岸修建猶太人定居點，以此作為引誘巴勒斯坦談判的手段。她非常積極地照做了，甚至超越了奧巴馬幕僚的預期。這些幕僚構思了這一策略，但克林頓私下裡有所保留，後來證明這種保留不是平白無故的。
“我們沒能足夠清楚地表明，這不是前提條件，而是為了創造出能使談判成功的良好氛圍的一種努力，”曾擔任中東問題特使的喬治·J·米切爾(George J. Mitchell)說。未能打破僵局後，他於2011年去職。
向伊朗不斷施壓
克林頓在伊朗問題的處理上要更成功一些。與中東問題一樣，她對奧巴馬的初始策略——主動接觸伊朗領導人——能否奏效心存疑慮。因此，當奧巴馬轉向制裁的時候，她迫切地向自己口中的“軍事獨裁體制”不斷施壓。
前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多尼隆 (Tom Donilon)表示，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勝算很低，因為需要向歐洲和亞洲的盟友施壓，迫使它們同意採取“會付出真實代價”的行動，而伊朗是這些國家的重要貿易夥伴。
克林頓用溫和的方式傳遞了她的嚴厲訊息。2010年6月，在聯合國投票決定是否對伊朗實施新的嚴厲制裁的前一天，克林頓邀請中國駐美大使張業遂見了面，地點是秘魯利馬的一家酒店的酒吧。兩人當時均在利馬出席會議。
他們一邊喝著當地的皮斯科酸酒——一種濃烈的雞尾酒——一邊逐行審閱了安理會決議的一項附件。與此同時，克林頓試圖勸服北京撤出中資銀行和國企對伊朗的投資。
克林頓經常提醒人們，制裁措施嚴重削弱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和貨幣，為相對溫和的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當選總統、伊朗恢復外交興趣創造了條件。
2009年，在給伊朗最高領導人阿亞圖拉阿裡·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一封信中，奧巴馬首次提出了直接談判的建議。克林頓指派她當時的特別顧問羅斯，研究能否通過阿拉伯半島的阿曼蘇丹國獲取接近伊朗人的秘密渠道。
2011年1月，在對波斯灣地區的訪問中，克林頓到訪了阿曼。此行格外引人注目，因為當時正值阿拉伯之春前夕，而她發表了一番演講，警告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如果不對社會進行改革，他們可能會“在沙漠裡越陷越深”。而不那麼引人注意的是，她還與阿曼蘇丹見了面，在會談中，後者主動提出促成美伊之間的會面。
在與德黑蘭的代表團舉行了幾次探索性的會議之後，克林頓派出兩個高級副官——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和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到阿曼參與更徹底的談判。此舉為目前正在維也納舉行的核談判打開了大門。對她的同僚來說，印象最深的則是她毫不動搖的信念，即伊朗只有在脅迫下才可能達成協議。
“她很懷疑這會產生什麼效果，至少短期不會。從某種角度來說，她是對的，因為的確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到了那一步，”副國務卿伯恩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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