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的新對話
在對華方面，克林頓為更具對抗性的姿態奠定了基調，但剛開始的時候，她並沒有這麼做。首次作為國務卿出訪北京時，她出師不利：她暗示，美國不會像過去那樣，在人權問題上進行那麼多的說教。
然而到了2010年，她的言論聽起來則更像來自1995年在國際舞台上初試牛刀的那個女子。當時，她在北京召開的一個聯合國會議上發表了一番關於女性權益的大膽演講。待到在越南參加峰會時，克林頓又把美國推入了中國與其鄰國的南海領土爭議的漩渦中。
中國政府被她的介入激怒了，然而，她的上述舉動為兩國關係設定了新的基調。由於堅持要求中國遵守國際準則，並且強化了美國分別與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的聯盟，克林頓讓華盛頓偏離了前幾任總統青睞的中國中心模式。
負責東亞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Campbell)說，“克林頓國務卿有力地推動了與中國進行21世紀的對話，抵制了中國時而嘗試的19世紀式的秘密外交。”
當國務院提出向澳大利亞派駐2500名海軍陸戰隊官兵，以突顯美國對東南亞的重視時，五角大樓欣然接受了這一構想。帕內塔表示，因為“它符合我們當時正在開發的新國防戰略”。
克林頓成為了美國總統“亞洲再平衡”戰略最明顯、最活躍的倡導者——以至於她的顧問一度向多尼隆抱怨，克林頓沒有因此獲得足夠的認可。奧巴馬4月訪問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和韓國，這是克林頓長期影響力的一個證明。
澳大利亞駐美大使金·比茲利(Kim Beazley)認為，克林頓的功勞在於，逆轉了從尼克松政府開始的對環太平洋地區放任自流的態度。“她簡直完美無暇，”他說。
標準不一
克林頓的幕僚正在宣傳她的政治遺產，而他們面臨的一大難題是，如何證明她國務卿任期內最廣為人知的工作——對婦女和女童權益的重視——不是四平八穩或軟弱的議題，而是加強國家安全的宏觀戰略的組成部分。他們說，克林頓可能是唯一一個同時被批評太強硬和太軟弱的外交官。
曾任副國務卿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副董事長托馬斯·R·奈茲(Thomas R. Nides)說，“你不能兩者兼得。不能說她做的事都是軟實力範疇，婦女、女童、醫院和剪彩，同時又堅稱，她只關心無人機、導彈、開戰。”
克林頓的支持者認為，由於她的名望和潛在的政治前景，人們對她的評判標準與其他國務卿存在差異。他們稱，這個職位的成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是靠一場場明確的勝利結果來確立的，而是靠過程中的頑強決心。
她的盟友表示，克林頓對21世紀外交的願景，反映了一個參與度更高的美國。問題是，對於在12年的戰爭之後已厭倦了在海外冒險的美國，這個願景是否具備吸引力？不過，除了克林頓，自由派的批評人士可能也別無選擇。
前CIA分析師保羅·R·皮勒(Paul R. Pillar)目前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擔任教職。他說，“儘管民主黨內將有很多人對她的強硬立場感到不安，他們也只能問自己，‘還有其他選擇嗎？’”皮勒本人支持奧巴馬的觀點，即美國應在海外扮演較為謹慎的角色。
奧巴馬最親密的外交政策顧問之一麥克多諾公開宣稱，自己非常仰慕克林頓。不過，在有關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器的內部討論中，他卻站在了另一邊。就像他的老板一樣，麥克多諾對美國使用武力的態度十分謹慎。他說，無論發生多麼令人痛苦的衝突，“在把國家實力投射到哪裡的問題上，你必須保持克制。”
麥克多諾稱，“在目前的時代，國家在資源和時間方面已經不會再給總統留有大量餘地。再過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的總統才會重新擁有布什總統曾經享有的那種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