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新媒體時代民意特徵的影響
基於移動新媒體的普遍性特徵與台灣民意在其中所展露出的新動向，可以觀察得出移動新媒體時代的台灣民意特徵對兩岸關係及島內政局具有重要影響。
1、兩岸關係發展面臨的輿論形勢更趨複雜
在大眾傳播方式還未進入移動新媒體時代之前，傳統的報紙、電視、廣播乃至剛剛新興的網絡媒體是島內輿論的主宰者。主流媒體所持的政治立場和報道傾向成為影響島內政局及兩岸關係走向的重要輿論因素。隨著大陸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過去島內社會及媒體對大陸的種種偏見正在不斷改變，主要表現在泛藍媒體積極支持兩岸關係發展，而許多綠營媒體為獲得兩岸交往帶來的經濟利益，也對舊有意識形態進行了調整。這些發生在島內主流媒體的積極變化，有望為兩岸關係發展形成更有利的輿論環境。
但移動新媒體的突飛猛進發展與“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特點，讓主流媒體控制輿論走向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影響島內輿論風向的因素更為複雜多變，兩岸關係發展在島內所面臨的輿論環境也呈現更不可控、形勢更加嚴峻的局面。以兩岸服貿協議為例，儘管該協議對於增強台灣競爭力、加速產業升級、增加民眾收入都有積極作用，執政當局也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宣傳。但民進黨基於政黨利益全面抵制該協議，借助新媒體工具，將曲解服貿協議的所謂“懶人包”等大加放鬆，並“製造一系列聳人聽聞的謠言，如幾百萬大陸勞工進入台灣、台灣人將沒工作、台灣青年將送去黑龍江等”，在民眾特別是青年群體中煽動起一股較為強烈的懼中、反中情緒，成為引爆“太陽花學運”的思想根源。因此，未來島內民意對兩岸關係的看法，除了受到傳統因素影響外，還將受到流行於新媒體中的各種言論的影響和制約，對此也應引起足夠的關注。
2、移動新媒體領域成為政黨競爭新熱點
選舉是一種復數動員，必須從不同層面、各種管道告訴選民政治人物與政黨的理念與主張。由於民進黨基層組織不如國民黨綿密，互聯網及移動新媒體就成為民進黨擴大基層接觸面的重要工具。2012年“總統”選舉中，新媒體戰場集中於當時最流行的Facebook（臉書）上，起初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臉書關注度低於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但後來在其發言人團隊及新媒體幕僚衝刺下，馬英九臉書粉絲量最後達到130萬，超過蔡英文的50萬粉絲量近80萬，這恰好同馬英九最後領先蔡英文的票數相近。2012年“大選”後，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國、民兩黨在新媒體領域的競爭更加激烈。民進黨吸取教訓，加大新媒體領域的投入力度，在“太陽花學運”中，新媒體領域的話語權幾乎為民進黨所佔據，蔡英文臉書粉絲數也由2012年選前的50萬大增至111萬，而馬英九臉書粉絲數則小幅增加至155萬，雙方關注度差距已由80萬縮減至45萬以內。
隨著2014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及2016“大選”臨近，藍綠政黨在移動新媒體領域的爭奪升溫。2014年4月，馬英九連任黨主席後提出“黨務總檢討”報告，鎖定組織、文宣和新媒體三部分，並特別要求國民黨通過文傳會下屬的新媒體部加強同年輕人的互動。7月，國、民兩黨同步啓用政黨官方Line賬號，國民黨期望借此打造“行動黨部”，定期為民眾發送本黨動態，候選人也可通過該平台與選民互動。未來，國民黨的新媒體平台將匯集原有的“台灣加油贊”及國民黨臉書專頁，以及最新的Line官方賬號，力求借助移動新媒體鞏固基本支持者。民進黨在移動新媒體領域也將雙管齊下，除繼續利用臉書凝聚人氣外，還要通過Line等通訊軟件加強與支持者之間的聯繫與互動，進一步擴大民意的參與。
3、執政黨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增大，民眾監督政黨的能力增強。
在移動新媒體時代，民眾監督政府的能力普遍增強。去年以來，島內多起抗議事件發酵成為群眾性的社會運動，迫使政府修改法令或政策，移動新媒體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催化角色。如台軍士兵洪仲丘虐待致死事件引發“白衫軍”運動，迫使“國防部長”高華柱下台，進而導致“立法院”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案”；“反服貿學生運動”直接阻礙了兩岸“服貿協議”生效，當局被迫同意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以及因群眾“反核四”抗爭而“停工封存核四”。國民黨面對本已沈重的執政壓力，在無處不在的民意監督下更疲於應付，年底選舉壓力持續增大。另一方面，在開放的網絡社會，“在野黨”也無法規避網民的監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因在民進黨執政的高雄氣爆事件與屏東劣質豬油事件後仍稱“綠色執政獲得社會普遍認同”，其言論一出立即受到了網絡民意的質疑與批評。
4、為島內社會運動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近年來，台灣社會運動發生的頻率和規模上升，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其中大學生、城市白領等青年群體成為社會運動的“先鋒隊”和主力軍。造成島內社會運動高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會價值觀念轉變、民眾對經濟不景氣及現行政策不滿、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島內民眾的心理落差等結構性因素外，社會運動得以興起的資源更加充裕也是重要原因。而新媒體的發展就為社會運動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技術資源。首先，高校學生大量參與，為社會運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而這批年輕世代都屬於“拇指族”，對其進行串聯與動員的最有效工具就是以手機、平板電腦為載體的移動新媒體。其次，移動新媒體為開展社會運動搭建了有效平台。據介紹，在“太陽花學運”中，學生們利用Facebook充當運動的“烽火台”，利用它開設“遍地開花！反黑箱服貿協議”、“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宣傳專頁，在短時間內積累數十萬的粉絲量。然後再使用手機通訊軟件Line進行行動聯絡。而學生在衝破警察阻擋佔據“立法院”之後，“用一隻拖鞋架起ipad，再透過Facebook等進行直播”，很快就讓外界目睹了場內學生狀況，營造出強烈的參與感，從而成功動員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加入靜坐抗議隊伍。可以說，新媒體在本場社會運動中的傳播效果，絲毫不遜於場外各大電視台花費數千萬購買的SNG電視直播車。
5、加重島內藍綠二元對立，對社會穩定構成一定威脅。
一是民粹主義抬頭不利於化解島內藍綠對立情緒。台灣受尖銳對立的“統獨”因素困擾，國、民兩大黨在國家認同等基本問題上分歧明顯，每逢選舉或涉及重大事項，政黨本應圍繞公共議題展開辯論，但台灣的政黨之爭卻難以避免地意識形態化，“愛台”還是“賣台”爭議充斥其中，島內藍綠二元對立結構困局始終難解。在移動新媒體大量應用後，島內民粹主義傾向又出現抬頭趨勢，這使得民進黨及“台獨”勢力加大民粹動員的力度，借“統獨”、“國家認同”議題攻擊國民黨，這勢必加深島內藍綠二元對立結構。二是網絡民意中的不實言論與非理性傾向易於引發社會動蕩。典型事件包括兩岸協商服貿協議過程中，有人推出解讀協議的“懶人包”，這些“懶人包”不但將問題簡單化，而且存在許多誤解。但經過移動新媒體的迅速傳播，反而成為許多民眾心中的範本，成為運動發展至佔領“立法院”等失控局面的重要誘因。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2月號，總第20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