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明明看來，中國此前並非不舉辦“主場外交”，只是較少用這種方法對以我為主的外交活動進行描述，不過，在主場外交上的發聲情況已經有了質的變化。他認為，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在主場外交上的發生能力越來越成熟，能動性越來越強。
“這也體現了中國從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大國的自信和塑造能力在加強，中國開始更多地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陳明明說。
去年5月，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簡稱亞信峰會）由中國承辦，這次會議是亞信自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出席並發表演講提出亞洲安全觀。他說，要積極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分析普遍認為，在這場主場外交上，習近平提出的亞洲安全觀標誌著亞洲各國在構建亞洲安全合作平台的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也將拉開亞信由論壇轉為安全合作機制的新篇章。
“主場外交”有何好處？
設置中國議題發揮中國作用
通過主場外交，東道國可以主動設置議題，在王義桅看來，這一點很重要。他告訴北青報記者，一般而言，會議的輪值主席或東道國可以拿出方案和策劃與董事會及其他國家商議，只要有能力推動，與各方都溝通並協調好，方案得以通過，議題也就可以在多邊外交場合得以討論，從而得以解決，倡議得以實現。
“這就是主場的好處，”不過，王義桅強調，這個過程有賴於輪值主席國策劃和協調的能力，“不是操控，是要跟大家商量。”
為了加快建設“一帶一路”，去年在京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討論並批准了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確立了在2025年前實現加強軟件、硬件和人員交流互聯互通的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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