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黨保守勢力試圖“翻案”的舉動並不孤立。近年來，日本右翼言論經常使用“東京審判史觀”的提法，批評承認日本戰爭責任的良知派。“東京審判史觀”是“自虐史觀”的翻版。日本右翼死咬“東京審判是勝者對敗者復仇”這一說法，有的參照一戰後對德國進行懲罰的《凡爾賽條約》，認為“苛刻的清算將德國逼入絕境是導致納粹法西斯上台的最大原因”。還有的在提及東京審判“主張所有甲級戰犯無罪”的印度法官巴爾時表示，“勝者審判”本身告訴人們，今後無論如何要打贏，既然不是“正義的審判”，就應當被“質疑”。甚至有人認為，“東京審判”是在挖日本的“祖墳”，影響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特有的法律、政治和教育制度。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曾借1952年4月《舊金山對日和平和約》生效之機，促使美國釋放被關押的戰犯，這也讓一些日本右翼得出結論說：“東京審判”不過是美國政府戰略大棋盤上的一個棋子。
讓日本右翼耿耿於懷的還有和平憲法的出台過程。1947年5月3日，日本正式頒布實施《日本國憲法》，這部改變日本命運的新憲法是在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的命令下，由25名美國青年軍官在七八天時間“趕”出來的。該憲法起草班子負責人蓋迪斯，生於紐約猶太人家庭，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律系，他主筆了最關鍵的第9條（規定日本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等）。蓋迪斯還堅決反對日本右翼入閣，這讓首相吉田茂恨不得立刻趕走這個“得罪不起又接受不了”的美國人。此外，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曾設在可以俯瞰皇居的第一生命總社大廈，為的就是“凌駕於天皇之上”。1989年，這座大廈進行改建，現作為第一生命保險和農林中央金庫的總社使用。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曾計劃燒掉靖國神社，在原址上建造賽狗場，最後聽取基督教神父的建議，才將靖國神社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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