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饑餓、疾病、刑罰，科爾菲努斯還記得更慘痛的事件。“那是1940年1月的某一天，日本兵要帶走15個女囚，其中有的女孩才十四五歲。大人們抗議，日本兵就用軍刀威嚇。兩個年長的女人站出來，替下了兩個女孩。我躲在床底下，但是聲音聽得一清二楚，直到現在也忘不掉。”
多年以後她才明白，那一幕關乎二戰史上最令人發指的罪行之一。那些被抓走的荷蘭女囚，只是日軍在亞洲強征的數十萬“慰安婦”的極小一部分。荷蘭作家瑪格麗特·哈默根據8名荷蘭“慰安婦”的口述經歷出版了《破碎的花朵》一書。她估計有約250名荷蘭女性遭日軍迫害成為“慰安婦”。
成年後，科爾菲努斯致力於女性權益事業。她告訴記者，1985年舉行的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上，幾名日本代表講述了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如何可怕，令她震驚，但她同時發現，這些日本平民對原子彈為什麼會投向廣島和長崎一無所知。於是她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如果不是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日軍原本計劃將她所在集中營的囚犯投入沼澤地集體滅絕。
看到安倍否認“慰安婦”事實，科爾菲努斯撰文抗議。晚年的她又撰寫回憶錄留示後人，也是出於同樣的歷史責任感。她說：“不全面認識歷史，不尊重受害者，加害者就不可能獲得原諒。戰爭已經結束70年，日本政府無論如何必須直面歷史，並且道歉。”
這位大半生都致力於為受害者尋求正義的老人說，在全世界共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直面戰爭罪行、承擔歷史責任，是日本政府不容推卸的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