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脈絡下兩黨敵人身份的建構過程
兩黨敵人身份建構的核心是中共認為民進黨是“台獨黨”，及民進黨對中共一定要統一台灣的認知的確證過程。依據這一標準兩黨敵人文化的建構過程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非敵非友，模糊認知與自然同一
民進黨成立之初，最重要的目的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加之黨內派系和組織基礎多元，所以並未明確提出“台灣獨立”主張。而是以“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公平的方式共同決定。”即“住民自決”主張。⑤此時，由於民進黨甫成立，其影響力較弱，精力主要集中在內部事務。中共對民進黨的認知也較為模糊，非敵非友。對於此時島內存在的“台獨”勢力，大陸更多的歸因於台灣當局的縱容。如在1989年有大陸學者指出：“近年來，島內外台獨勢力急劇發展，這已是有目共睹沒人可以否認的事實。”“從島內背景來說，是由於台灣執政當局姑息、縱容的結果，對此大陸學者已有一致的看法，不存在分歧的觀點。”⑥所以，此時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當局才是中共關注和研究的焦點。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還處於中共認知範圍的邊緣地帶。
第二階段：敵意產生，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區隔
民進黨成立時以所謂相對模糊中性的“住民自決”來論述台灣的前途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天生具有的“台獨”本性逐漸暴露。“1987年11月民進黨‘二大’以後，黨內的‘台獨’聲勢急劇擴張，‘台獨’主張逐漸成為黨內不容置疑的政治信條，甚至出現對不願跟著呼喊‘台獨’口號的黨員‘打耳光、丟雞蛋、戴統戰帽子’的現象。”直到1991年10月，民進黨“五大”通過了黨綱修正案即所謂“台獨黨綱”，使得民進黨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台獨黨”。
此時，中共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尤其是在統獨立場上的判斷完全確立，對民進黨的敵意性他者認知完全形成，即民進黨是“不僅說而且做”的“台獨黨”。民進黨在1991年推動一系列“台獨”行動。大陸認知到“民進黨這一連串異乎尋常的運作和宣示，意味著該黨的政治方向業已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即從原來以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追求民主為現階段的主要訴求目標，轉而著手具體推動落實建立‘台灣共和國’的虛幻構想。事實說明：民進黨業已質變！”⑦自1986年9月民進黨突破黨禁正式成立到1991年10月召開的五屆一次全代會，民進黨“台獨”主張逐步升級以至極端，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兩個國家”，與此同時，在兩岸交流互動方面則由積極主動宣導兩岸和解及各方面交流轉向惧怕、反對、阻撓兩岸的交流互動。民進黨也認識到大陸（中共）是其推行“台獨”主張的最大反對力量和外部性因素。加之島內反共意識依然濃厚，所以此時中共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民進黨界定為重要的外部敵人。
雖然通過幾次選舉，民進黨認識到“台獨”成為票房毒藥，但該黨並未放棄“台獨”主張，而是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重新解釋“中華民國”的涵義來緩解“台獨”主張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這個決議文中，民進黨不再當一個“革命政黨”，不再強烈主張“推翻現況”，而採取認同現況，認同“中華民國”的策略。這成為2000年民進黨執政的重要原因。可見，通過“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的新論述打消了部分選民對民進黨搞“激進台獨”的擔憂，但並未消除中共對民進黨是“台獨黨”的敵意認知。在兩黨間接互動的過程中，民進黨的兩岸關係政策逐漸明晰，對中共（大陸）的態度也逐漸明晰，兩黨皆把對方視為敵對性的他者，雙方處於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認知結構之中。但由於此時民進黨並未掌握執政權，而且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對付國民黨和獲取執政權上，所以民共兩黨並未成為彼此“第一線交鋒”的敵人。
第三階段：敵意加深，循環往復的敵對性實踐
2000年，民進黨以微弱優勢執政，走上跟中共交往的第一線。這也為兩黨正式交往開啟了契機。陳水扁執政初期，先後提出“四不一沒有”、以“香港會談精神為共識”、建構“兩岸和平互動架構”等較為溫和的主張，但由於此時民共兩黨敵意已經產生，彼此之間互信不足，沒有形成善意的互應機制（mechanism of reciprocity）。所以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是兩黨敵對關係進一步惡化，彼此不信任感累積和角色認知固化的關鍵歷史時期。這八年也是兩黨互動較為頻繁，敵對性實踐不斷增加的八年。特別是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之後，推動激進“台獨”路線，企圖實現“公投制憲”的“台獨”主張，一度使兩岸關係倒退到戰爭的邊緣。初期，中共還以“聽其言，觀其行”的交往策略來對待民進黨執政當局，但後期陳水扁當局的激進路線，使得中共不得不“文攻武嚇”，並以法律形式如《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來應對陳水扁當局危險的“法理台獨”行為。陳水扁及其執政當局成為危害中國國家領土完整和亞太區域安全的“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兩黨八年的敵對性實踐，形塑並加深了彼此是自己主要敵人的認知，同時根據不同時期的內外部環境調整對敵交往策略。
第四階段：敵意淡化，洛克文化顯露雛形
2008年尤其是2012年大選的失敗，使得民進黨深刻認知到：不處理好與大陸的關係，其難以跨過執政的最後一里路。獲取執政權是政黨最大的政治利益，所以民進黨有調整其兩岸政策的現實壓力，而且也一直在嘗試尋找各種突破口，以建立民共兩黨的互動機制。黨內大佬和執政的縣市長紛紛登陸交流參訪。黨內務實派也在積極思考如何開展兩黨交往，如謝長廷就多次提出要“親美和中”，“民進黨兩岸政策的方向，要能讓台灣人民多數接受、美國接受及中國大陸能忍受”，並積極宣傳其“憲法各表”主張，希望以此作為民進黨與大陸交往的政治基礎。黨內其他人士也提出一系列較為務實的主張、如“凍結台獨黨綱”、推出“中華民國決議文”等。中共也已充分認識到民進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不能把民進黨完全等同於“台獨黨”。⑧相較而言，由於兩黨地位的不對稱性，中共本身即是兩岸群際互動中的主施動者，已經與台灣當前的執政黨（國民黨）建立相對穩固的互動模式和關聯式結構，也初步建立了國台辦與陸委會的常態化互動和聯繫機制。中共雖有遠期壓力，但近期並不急於與民進黨進行黨際互動。所以，洛克文化建構的關鍵，在於民進黨自身對其原有敵對性、對抗性知識的調整。
三、兩黨敵人文化形成的主要依賴路徑
路徑一：“自群體（in group）內部的團結”。自我依賴“危險話語”來凝聚群體內部的團結，這種話語首先就造就了“內部”和“外部”的區分。⑨這是民共兩黨敵人文化形成的最重要的路徑。當中共確信民進黨是“台獨黨”及“台獨”勢力的主要代表時，敵人形象就已經形塑。“台獨”分裂行為和勢力與中共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嚴重衝突，通過對“台獨”危害性的宣導讓大陸人民更為凝聚也更為反對各種分裂勢力。當然大陸方面也一再強調決不放棄武力，是針對“台獨”分裂勢力而不是針對普通台灣百姓。反過來，民進黨更是依賴於對中共的敵意宣傳和形象操弄來獲取政治利益並凝聚台灣人的主體性認同。陳水扁在第一任期內的4年，以“去中國化”、“建立台灣主體性”、“愛台灣”激發占多數的閩南族群凝聚在一起，最後並以“為台灣人擋子彈”，使民眾送他再次當選。但當他口中的“外來政權－中國人－中共同路人－賣台集團”成為因果鏈，卻也嚴重刺激另一族群或陣營。⑩使得所謂外省人和大陸人成為台灣閩南族群的對立面。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敵人的塑造，出於施動者的內生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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