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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柱個人勇氣十分逼人，而其謀略也在施展。 |
中評社╱題：“洪秀柱探索兩岸關係‘深水區’：理念與路徑初探” 作者：鄭振清（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暨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兩岸關係的每一個發展步伐，基本上都是現實經濟社會問題倒逼、驅動的結果。實際上，海協會、海基會已經簽署和將要協商的二十多項兩岸協議，無一不是針對某些現實具體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案。一個總攬一切的全面性兩岸協議從來沒有出現過，在目前可以預見的未來也不大可能會出現。
•洪秀柱的“深化論”並不是對“超越論”的否定，而是面對社會現實和選舉壓力下的策略調整和內涵完善，是對“九二共識”一種回歸和充實。
•在民粹主義盛行的選舉社會動員期間，很難指望一套思辨性很強的學理能得到已被簡單化為“選民”的社會大眾的清楚認識。從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來看，“九二共識”從理論上講應該得到提升，從現實上看也可以找到辦法來超越，但時機應該不是選戰方酣的當下。
•洪秀柱關於“一個共識三個內涵”論述版本，說明她正在調整論述口徑，以應對台灣社會的疑慮和選舉政治的需要。可見，洪秀柱及其幕僚思考如何兼顧藍營政治論述的一致性與延申性，一致性是為了避免與國民黨的政綱論述不同調，延申性是為了體現洪秀柱本人參選的政見創新。
三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經歷了重要的發展演變，從“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到兩岸制度化協商，兩岸已實現“三通”並簽署二十多項協議，搭建起多種官方或半官方交流協商機制，可以說兩岸互動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甚至超出了諸多國家建構理論和國際關係研究的概括能力。那麼，兩岸關係的演變，是由宏觀規劃來主導，還是現實問題驅動的結果？這個問題不僅直指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與路徑，而且也與當前台灣選舉政治的脈動緊密相關。洪秀柱與蔡英文分別作為國民黨與民進黨推出的2016年大選參選人，她們的兩岸觀的核心內容無法脫離對這個問題的判斷。
如果認為兩岸關係演變是由宏觀規劃主導，那麼這種規劃就需要極高的系統性和完備性，但不得不面對快速變動的兩岸社情民意和亞太政經形勢的挑戰，其實很難實現。多年來，兩岸各界精英提出過很多試圖規劃兩岸關係發展的宏偉藍圖，其內容涵蓋了邦聯制、聯邦制和單一制等國家結構形式，但迄今無一實現。反而是，自開放台灣老兵返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的每一個發展步伐，基本上都是現實經濟社會問題倒逼、驅動的結果。實際上，海協會、海基會已經簽署和將要協商的二十多項兩岸協議，無一不是針對某些現實具體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案。一個總攬一切的全面性兩岸協議從來沒有出現過，在目前可以預見的未來也不大可能會出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洪秀柱的兩岸觀及其政見主張，我們可以看到她的膽略和長處，也能發現她所面臨的現實困境，進而有助於理解她今後的論述策略。
面對“九二共識”：從“超越論”到“深化論”
從2015年5月到7月，洪秀柱在兩岸政策上雖然先聲奪人，提出了系統的論述綱領，但也不得不適應台灣社會的現實，加以調整和完善。她雖然立意甚高，以超越“九二共識”起步，提出“一中同表”，但面對現實也從善如流，在7月19日國民黨全代會召開前回歸國民黨政綱的“一中各表”論述，表態深化“九二共識”。這一論述調整有利於整合藍營力量，迎接艱難的選戰，使得“實心柱”對陣“空心蔡”的格局有力地提振藍營士氣。同時，這一調整也是對兩岸關係“深水區”若干敏感問題的回避，為兩岸積累條件、妥善處理這些問題預留了空間。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調整也是一種妥協，也使台灣社會錯失了一次直面兩岸政治難題並尋找答案的機遇。
洪秀柱對“九二共識”的“超越論”，體現於5月初發佈的《兩岸政治論述說帖》（以下簡稱《說帖》）和6月10日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表的政見演說，而“深化論”則反映在7月份形成的“一個共識三個內涵”。其中，“一個共識”指的就是“九二共識”，“三個內涵”指要大陸正視“中華民國”的事實存在，要捍衛“中華民國”反對“台獨”，以及希望兩岸能建立穩定長遠的“和平協定”。“一個共識三個內涵”既有對馬英九、朱立倫兩岸政策的延續，也突出了洪本人對“反台獨”與“兩岸和平協定”的堅持。洪秀柱的“深化論”並不是對“超越論”的否定，而是面對社會現實和選舉壓力下的策略調整和內涵完善，是對“九二共識”一種回歸和充實。
於是“九二共識”這面旗幟回到了兩岸政治舞台的中心。2008年以來，曾經被冷藏的“九二共識”重新成為國共兩個執政黨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礎，成為海協會和海基會恢復事務性協商的橋樑。“九二共識”體現在1992年11月初海協海基兩會的函電往來中，表明兩岸對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有所共識，但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彼此認知對方的主張與己不同。於是，“九二共識”就有兩種表述方式。大陸方面認為，“九二共識”就是兩岸都表達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同時在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堅持一中，內涵不表”）。而按國民黨當局的理解，“九二共識”是指兩岸各自口頭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主張“一個中國”涵義乃是“中華民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不過，今天馬英九在不得不談及“九二共識”內涵時，經常淡化“一個中國”的提法，而強調“各自表述”，即將“一個中國”的內涵表述為“中華民國”。
“九二共識”是兩岸官方政治妥協的產物，也是政治智慧的體現。說是“妥協”，是因為當時國共雙方想在和平的條件下推進兩岸事務性協商，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就不能只堅持己方的政治高標準，而應該容忍對方的政治要求，給與對方生存空間和論述空間。“九二共識”讓國民黨政權可以在台灣內部解釋“中華民國”的存在與合法性，但也守住了大陸關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底線。說是政治智慧，是因為雙方都對政權問題進行模糊化處理，為推動兩岸經貿文教的務實交流合作開創了空間。
“九二共識”對“一中原則”有共識，但對“一中內涵”尚無共識。關於一中原則的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對“一中內涵”亦即兩岸的政權定位問題。這就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進展與局限：國共兩黨都能堅持法理上兩岸同屬一中，這是進展；但對如何定位兩岸政治現實，如何進一步落實“兩岸一中”則尚無共識，這就是歷史局限性。
洪秀柱原本的“超越論”，包括“整個中國”和“一中同表”，就是試圖衝破這一歷史局限。她主張用“整個中國”代替“一個中國”的提法，主張兩岸應從“一中各表”和“一中不表”走向“一中同表”，主張兩岸應簽署“和平協定”，主張兩岸政治定位、台灣的國際參與和安全保障這三個議題應同時處理，並主張兩岸用“共同體的思維”來建構兩岸和平發展結構。這些主張對一般民眾來說可能很新鮮，但很多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學者一眼就可以看出其鮮明的“兩岸統合論”學說色彩，也與“大屋頂”理論有不少契合之處。
十多年來，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亞中教授系統闡述“兩岸統合論”理論，其經驗依據大致有兩類：一是參考依據，主要是以東西德統一和歐盟統合為參考。張亞中指出，西德為了追求統一而提出的“整個德國”構想以及基於此的“屋頂理論”，可以為兩岸關係借鑒。因此他提出了“整個中國”、“一中三憲”的理論主張，並結合兩岸情況做了改造性論述，指出在未來兩岸和平基礎協定的簽署中，“兩岸同屬整個中國”、“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尊重對方為憲政秩序主體”，都應該屬於“一中同表”的部分，也是兩岸政治定位的核心。此外，歐盟先經濟後政治的統合進程也為張亞中的兩岸關係理論思考提供了參考的經驗素材。他認為，希望“兩岸在雙方同意的領域成立共同體，則是為兩岸未來經濟、文化、社會等交流提供一個兩岸均可以參與、有助於累積重迭認同、強化兩岸走向統一意願的架構。這一方面則是從歐洲統合經驗找到借鏡，也是東西德沒有採行的途徑。”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兩岸關係可以走借鑒並超越歐盟的新功能主義的統合道路。為了尋求兩岸精英對“統合論”的支持，促進“外溢”條件的成熟，張亞中奔走兩岸，奉獻心力。
另一類是直接依據，亦即近年來兩岸各種功能性協定的簽署、日益綿密的經濟社會交流合作關係、地方政府的聯繫互動、以及在旅遊、金融合作、共同打擊犯罪、勞務合作等領域建立的合作關係。此外，還包括兩岸民眾認同的矛盾與差異，以及為解決這些差異所作的嘗試。
現實的問題是：理論研究一般講究理性辯證和系統規劃，但是一旦要應用到現實政治運作中，要作為政策綱領提出，其社會認同度、適用性及可操作性就是無法回避的挑戰。在民粹主義盛行的選舉社會動員期間，很難指望一套思辨性很強的學理能得到已被簡單化為“選民”的社會大眾的清楚認識。從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來看，“九二共識”從理論上講應該得到提升，從現實上看也可以找到辦法來超越，但時機應該不是選戰方酣的當下。這個時候，仔細回味習近平會見朱立倫時提到的處理兩岸事務協商的關鍵是“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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