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ECFA通過時在台灣引起的爭議，讓和平發展制度受到質疑；服貿協議引發的太陽花學運，更讓阻礙協議簽署的監督條例草案被提出；和平發展制度的路徑依賴，儼然要發生制度變遷。
上述制度變遷的理由，包括社經政治產生變化，使原先潛在制度，對政治產生影響；也就是全球化使得資本流動，貧富差距變大，結果歷年來對大陸的不信任感被擴大，形成反中情緒，質疑和平發展制度。
其次是社經政治平衡的變化，國民黨的執政不滿意度被誇飾，民進黨的改變訴求逐漸獲得民眾青睞，使得舊制度服務於不同的目標，亦即和平發展制度不再為促進兩岸交流，而是需以監督條例檢視兩岸交流是否獨厚財團。
再者，全球化的外來變化，使得既存制度轉移追求的目標或策略，也就是簽署ECFA、服貿協議，應是融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一部分，但是現在卻轉化為追求公平正義，甚至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台灣主體性。
此外，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鬥爭，以及兩大黨支持度消長，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九合一選舉後的劇烈變化，不但民進黨力主和平發展制度需被嚴格檢視，國民黨也對於和平發展制度趨向保守，制度已策略性機動的逐漸變化。
所以，原本在路徑選擇的關鍵時刻，取代了澳門模式的兩岸和平發展制度，面對2016年的台灣大選可能會出現變局，和平發展的路徑依賴，似乎也面臨了穩定性的挑戰。
結論
2005年國共會談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開啟“和平發展”新制度的契機，逐漸取代民進黨政府迂迴的“澳門模式”，並在2008年的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經由兩岸兩會積極簽署協議，進入了和平發展制度的路徑依賴。
雖然2016年的台灣大選變局，可能衝擊兩岸和平發展制度，但由於2008年至2015年簽署的協議已增加到23項，包括規模利益、學習效果、協調效果、調整預期，都已存在一定基礎，如果強加改變和平發展制度的路徑依賴，轉換路徑、制度變遷，成本將會相當大。
所以，若質疑、阻礙海基會與海協會的簽署協議模式，導致和平發展制度的路徑依賴被轉換，反而造成已獲得和平發展紅利的民意反彈，因此和平發展制度的路徑依賴，應可被審慎樂觀期待。
註釋
①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o. 16 (Nov., 1937), pp. 386-405.
②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No.1 (Oct., 1960), pp. 1-44.
③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9-33.
④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p. 7-8.
⑤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5.
⑥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3r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66-68.
⑦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3rd e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 71-72.
⑧賀衛平，“澳門模式”探析，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2008年5月16日，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hxzh/201211/t20121105_3346226.html"。
⑨中國大陸與港澳的關係亦可以交易成本的概念分析，請參閱黃清賢，“‘一國兩制’的新制度主義分析：以香港為例”，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第2卷第4期，2005年10月，頁95-124。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12月號，總第21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