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6日電／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集中體現為一國對國際經濟規則與國際經濟組織的影響力。國家間制度性話語權的差異，既取決於各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也取決於各國的政策取向。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加速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之間不再是單向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係，而是日益呈現出一種互動關係。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不僅越來越必要，而且越來越有利於改善國際經濟秩序、推動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全球經濟治理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是國際經濟規則與組織變化的方向與節奏，取決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與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當前，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特征與國際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現有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迫切需要改革。
全球經濟治理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冷戰結束後，全球商品、服務及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空前加速，經濟全球化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國際經濟中湧現出大量全球性問題，對全球經濟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新問題，如全球產業鏈或價值鏈的管理，政府與政府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跨界金融監管，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等。二是原本屬於單一國家管理的問題日益成為需要國際協調的問題，如政府採購管理、產業政策制定、勞工權利維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意味著國際經濟規則關注的焦點正在從“邊境壁壘”擴展為“邊境後壁壘”。與此同時，全球層面新規則明顯“短缺”，作為公共產品的全球經濟治理呈現出嚴重的供給不足現象，以至於難以應對這些全球性問題。
全球經濟治理難以適應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的趨勢。戰後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基本上反映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歐與日本經濟的崛起迫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做出重大調整，比如美元的“雙掛鈎”被放棄，歐、日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多邊貿易談判中的地位提升，七國集團應運而生等。這種調整改變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但西方國家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的局面並未改變。進入21世紀之後，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迅速上升，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趕超發達國家趨勢明顯，國際經濟原有格局正在迅速改變。適應這一歷史性的發展趨勢，反映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是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
從多邊主義轉向區域主義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一個突出特征。面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與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發達國家內部出現了一股“再全球化”的趨勢。在他們看來，過去20餘年的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過程中，新興經濟體是相對獲益者，而發達國家則是相對受損者。伴隨著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在多邊貿易規則制定中的地位上升和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停滯，發達國家不再依靠多邊貿易體制來制定新規則，轉而求助於以自由貿易區為主的區域主義。這是戰後以多邊主義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大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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