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9元，是北京市通州區低保戶舒海燕一個月的房租。這套40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是她2011年申請到的廉租房，租金遠低於同小區同戶型（六七十平方米）2500元—2800元的市場價。“保障房本質上屬於福利住房，客觀上是住房市場的價值窪地，會形成套利的空間。也就是說購買價或租金相對低廉，一旦出售或轉租帶來的收益是可觀的。”在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看來，套利空間的存在造成了一些漏洞。
制度的不完善為套利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城鎮住房保障條例》還在立法過程中，尚未出台。“目前對於騙房騙補行為處罰的力度、執法的依據，缺少更權威的法律規定。法律的薄弱也會造成保障房違規現象增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劉衛民說。另一方面，住建、民政、公安、工商、稅務等部門的信息共享機制不暢，使得對保障房申請對象准入退出、收入變化等的動態管理有一定難度。此外，保障房審核機制雖然總體上比較嚴，但仍存在一些漏洞，容易有機可乘。“比如說隱瞞收入就比較容易操作。目前對申報者工資收入的審核較嚴，但對資產收入等信息卻疏於核實，造成部分申請人的實際收入和申報額度有很大差距。”嚴躍進說。
基層監管手段有限，人員又不足，常導致監管力不從心，助長了騙房騙補的不正之風。劉衛民說：“比如縣一級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門，就那麼幾個人，管那麼多項目，行政監管能力相對薄弱。”除了客觀因素，監管方面也存在主觀不作為。雖然多數地區都實行“三審兩公示”的制度，但實際操作中一些地區並未嚴格執行，“只要社區居委會通過了初審，把申請表交上去基本就沒問題了，街道辦和上級的房管部門不會再下去審的。”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北京市通州區燕保·梨園家園公租房小區，雖然小區門口貼著“公租房小區中介免入”的告示，單元樓下也安有“禁止將公租房分租、轉租、轉借，違法必究”的警示欄，但是小區住戶告訴記者，轉租轉借現象依然存在，“有人跟公租房管理服務中心反映過，其實他們了解的情況，比我們都要清楚，可就是不管。”
違規成本低也使得一些人抱有僥幸心理，“申請一個再說，大不了交點錢把房退了”，甚至不惜通過隱瞞虛報、賄賂等不正當手段申請保障房。住建部發布的《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辦法》規定，以欺騙等不正當手段，登記為輪候對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賃住房的，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記入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檔案；已承租的，限期退回住房，按市場價格補繳租金，五年內不得再次申請公共租賃住房。1000元的罰款相較每年幾萬元的房租收入不值一提，讓不少人敢“頂風”搶搭福利便車。相比而言，香港公共租住房屋的住戶，如不準確填寫收入及資產申報表，可判最高罰款5萬元港幣及監禁6個月，香港房屋署亦會向住戶追回因資料不正確而少付的租金，違規成本遠高於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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