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中論述的“兩岸關係既有政治基礎有四點：第一，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第二，「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第三，兩岸過去20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台灣民主原則與普遍民意。蔡英文的四點內容，回避了現狀的基礎所需的政治性，即經雙方妥協的兩岸關係屬性，而含糊地提出承繼已有兩岸關係成果。蔡對兩岸現狀基礎的論述，事實上和提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作為發展兩岸關係先置條件類似，重在說明其非革命性和穩定性，抽掉政治性基礎，使之“空心化”。另一方面，在現狀的時間範疇上，蔡英文將現狀構成的重要時間點，前推到90年代，有意回避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的劃時代進步，並將之與李登輝時代和陳水扁時代混雜在一起，暗示了“沒有九二共識（陳水扁時代）的兩岸關係仍可維持”的意圖。依目前情勢看，大陸在以上兩方面與民進黨當局幾乎不存在共識空間。
美國方面論述現狀的基礎是其長期堅持的政治宣示“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在它看來這是兩岸之間的政治性平衡，故有時以此為由對大陸施壓，亦有時以此為由對台灣施壓，這是一個很具操作性的政治平衡點。蔡英文將過去成果作為現狀基礎所展示的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態度，與美國的較為接近。美國國務院在蔡英文訪美後表態：美國在與台灣發展全面、持久、互利的夥伴關係方面有利益，這與一個中國政策完全相符。由此推論，美國或一定程度上認可了蔡英文的兩岸現狀的基礎具有平衡性。
3）“現狀”發展性的方向性背離
兩岸關係現狀除了是歷史的和當前的，同樣也與未來密不可分，它具有動態的發展性。判斷現狀的發展性應考量主觀因素和客觀環境。
在主觀因素上，各方對現狀的論述都包含了對現狀發展的期待。大陸的“和平發展”指向“和平統一”，“維持現狀是為了改變現狀”；國民黨的“和平發展”指向“和平分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對現狀發展比較清晰的論述是“穩定發展”“一致性、可預測、可持續”，無明確指向，但結合民進黨的黨綱和三大決議文，大體上是“和平獨立”；美國作為非當事方，對現狀發展沒有明確的指向，在其公開的政策範圍內以上三者在“和平”的條件下均可，但從利益偏好的角度排序，依次是“和平獨立”、而後“和平分治”、持消極態度的是“和平統一”。這裡可以觀察到，大陸和國民黨均有明確宣示對現狀繼續和平發展的期待，但蔡英文每有提及發展一般加上另一個定語“穩定”，對發展的憂慮是明顯的，並且依然“空心化”發展的目標，“一致性、可預測、可持續”仍然重在重申其對現狀具有穩定性，避免引起各方對“和平獨立”的顧慮。主觀上來看，蔡英文對穩定性的重視主要是向美國靠攏，而對發展性的警惕則是要和大陸，也要和國民黨保持距離。
“現狀”的結構要素
長久以來多數論者對兩岸關係的認識以現實主義理論或自由主義理論為主要分析框架，因此理論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核心因素，或是物質力量，或是制度，兩者都可以部分解釋兩岸關係現狀，但解釋不充分，且無法前瞻趨勢。首先，考量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物質力量。兩岸物質力量的唯一變化是單純的力量對比值的變化，而這種力量對比值的變化，不能成為理論建構中的核心變數。因為，現今這個對比值已經大到僅僅只有數量意義而無品質意義的程度，並且這個對比值長期繼續擴大是較為恒定的趨勢，從理論建構的角度，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將物質力量設定為兩岸關係中的恒量範疇。此外，這個對比值雖然具有反“台獨”的重要作用，但對促統一、甚至對促發展並不能單獨起作用。
其次，考量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制度。兩岸關係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制度化過程，尤以過去八年的成效最為顯著。但制度化一定程度上致使現狀漸趨固化，發展性因素漸趨不足，這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同時，制度化如何保障發展方向又是另一個重要問題。所以，制度對於兩岸關係發展而言是個有重要攸關性的概念，但它日漸成為兩岸關係理論視閾內需要解決的問題本身，而非解決問題的核心理論工具。自由主義理論也承認制度從來就不是唯一要素，兩岸關係有高度敏感性，“制度攸關”而非“制度決定”體現的尤為明顯。
由從以上論述可知，物質力量和制度對分析兩岸關係的理論框架而言都具有重要攸關性，只是不具有核心作用。本文嘗試引進新的理論，既能包含上述兩個攸關性概念，又能提出新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核心因素，以求解釋兩岸關係現狀和判斷未來趨勢。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結構的變遷根源於三個因素：共有觀念尤其是其核心身份認同、物質力量和行為體間互動的進程。建構主義的經典命題是：共有觀念建構身份，身份建構利益，“利益是以身份為先決條件的，因為行為體在知道自己是誰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當利益明確後，利益決定行為，利益到行為不再是建構關係，而是因果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身份認同在兩岸關係中體現為兩岸的相互政治定位，這一直就是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至今漸顯缺乏發展性因素，究其根本原因不在於常常被論及的缺乏共同利益或者共同行為機制，而在於身份認同的差異甚至對峙。
建構主義理論以身份認同為核心概念，同時容納了物質力量和制度兩個攸關性概念的理論張力，不但可以用來清晰周延地解釋兩岸關係現狀，也提供了預測兩岸關係現狀發展性的理想工具。換言之，兩岸關係的根本性結構要素只有三個：身份認同、物質力量、制度。與當前的兩岸關係相對應，這三個結構要素主要延展為雙方對相互關係本質屬性的立場、綜合實力對比、互動模式或機制。其中，身份認同既相互關係本質屬性是核心要素，規定著兩岸關係現狀的本質特徵和發展方向，物質力量和制度則對兩岸關係現狀起重大的影響。當身份認同要素出現問題，物質力量因素也可以成為主導性的因素。
兩岸關係的結構性變化
從實證的角度觀察，民進黨重新執政以來的短短時間內，兩岸關係現狀的三個結構性要素均已出現了顯著的變化。首先，作為核心結構要素的身份認同即相互關係的政治性質產生重大問題。以一中框架為實質內涵的“九二共識”共同基礎是大陸堅持的底線，而蔡英文當局對這個“共同基礎”至今採取表面回避的立場。但由於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及“三大決議文”的存在，蔡英文的表面“回避”被大陸視為實質反對“一中構架”勢所當然；其次，由於雙方身份認同出現問題，“制度”這個要素也相應出現解構的趨向，例如國台辦與陸委會聯繫的中斷，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停擺；第三，物質力量結構進一步失衡，並有重新成為兩岸關係主導因素的傾向。例如，最近大陸的民族主義者出現了強調以強大的物質力量為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聲音，而島內因大陸綜合實力迅速發展而“恐中”“懼中”，從而強化對抗情緒的情形也更為嚴重。兩岸關係三大結構要素如果按目前的情形與貫性繼續演變下去，則兩岸關係的態勢必然是根本性的逆轉，也即“和平”的高度不確定性。
如前所述，“和平”既是三黨四方政策的唯一交集，也是兩岸關係的最大結構。這裡的“和平”指的是“非戰”的客觀事實而非國際公法意義上以簽署和平協定或者條約為依據的結束戰爭的法律狀態。這種“和平”現狀具有哪些特定狀態？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以共有觀念為核心存在三種共有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得文化。霍布斯文化的共有觀念是相互視為敵人，沒有合作關係，只有物質力量的對抗；洛克文化的共有觀念是相互視為競爭者，有敵對也有合作，受相應制度制約；康得文化的共有觀念是相互視為朋友，只有合作關係，彼此認同共有身份。
從金門炮戰結束到2008年兩岸的和平由霍布斯文化主導建構，雙方互相將對方視為敵人（兩蔣時代是“爭奪中國代表權”的敵人，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則變為“統獨敵人”），和平是物質力量主導的和平狀態。這種和平狀態不管在雙方關係的認知層面，還是客觀事實層面，都是在經濟和軍事等物質力量的壓制下形成的。這種和平狀態期間，無論兩岸物質力量的對比如何變化，物質力量對雙方認知來說都是首要關切，對客觀事實來說則是決定雙方關係的首要因素。2008年之前物質主導的和平狀態是兩岸關係主要的和平狀態，或者說是“熱戰”隨時可能爆發的“冷和平”，相對於後面的和平發展，可以稱這個階段為和平對峙階段。2008年後這種和平狀態退居次要地位，但其作用繼續存在，主要是抑制台灣“獨立”的可能。
從2008年開始至2015年，兩岸關係的和平狀態在結構上發生了轉變，從物質主導轉變為制度主導，這種轉變打破了原有物質力量對抗的互動規則，以及由此帶來的“戒急用忍”政策、僅限金門的小三通、軍事對峙等等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一系列約束。由此，兩岸關係互動進程中產生或激化了相應的發展性因素，這助推了兩岸關係大幅向前發展。兩岸關係基本實現正常化，各種往來交流頻繁，兩岸的共有觀念轉為以洛克文化的競爭者為主，雙方之間既有敵對又有合作。敵對部分繼續受到物質力量對比的影響，但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九二共識作為兩岸政治妥協的產物，是兩岸雙方共同的身份認同基礎。儘管這種“認同”因存在所謂的“各表”而弱化，難以成為兩岸和平狀態的主導因素，但提供了最低限度的雙方互信。在此基礎上，合作部分漸成主要，且越來越多受到制度的約束。儘管2008年之前兩岸關係已有制度化的微弱發展，但兩岸真正有效推動系統性制度的建立始於2008年，制度成為兩岸和平狀態的主導因素，因此也可將這個階段稱為“和平合作”階段。
從上述兩岸關係的兩個發展階段可以看出，兩蔣時期兩岸的“和平”之所以能夠維繫，一是兩岸的共同身份認同即國族認同是確定的，互為敵人只是基於爭奪中國執政權，屬於民族內部矛盾；二是在物質力量的結構上兩岸基本上是平衡的；三是國際冷戰格局的約束。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兩岸的身份認同出現危機，但“和平”能至少在最底水準上維持，仍然居於物質力量結構尚未失衡以及國際關係格局中的美強中弱結構。那麼到了蔡英文時期，兩岸關係三大結構要素同時生變，兩岸關係重返霍布斯文化狀態，物質力量重新成為兩岸關係的主導因素，“和平”還能穩定維持或具確定性嗎？結論是否定的。
建構主義認為霍布斯文化適用的是叢林法則，在物質力量主導的“和平”狀態下，雙方行為所受到的唯一約束來自於與對方物質力量的對比，這種和平是單向式的，每一方只從自身的角度去定義和比較對方，其和平狀態沒有合作性，只是單純物質力量對比之後，基於生存做出“非戰”的選擇。另一方面，物質力量主導的“和平”狀態沒有人為制度的保障，隨時可能因為雙方實力變化而生變，其穩定性完全取決於強勢一方的人文觀念，因而具高度的不確定性。
具體到兩岸關係上，所有事態都朝不利和平的方向發展。其一是民進黨政權的持續“去中國化”運動必然長期強化兩岸人民的身份認同背離，從而強化兩岸在政治身份上的敵對。其二是兩岸的物質力量結構失衡已呈不成比例的長期趨勢，這種趨勢一方面助長了大陸民眾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和平的壓力趨大，另一方面，物質力量失衡的負面作用在於製造弱勢一方的恐懼，由此強化對大陸的敵對與抵制意識。三是在以上兩種因素的作用下，兩岸的合作機制將蕩然無存。其四是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優勢對比不斷縮小，正接近具備平衡地區秩序的能力，這一趨勢必然使大陸對現狀的塑造能力和話語權越來越大，美國將來被淡出的可能性逐漸上升。《與台灣關係法》的安全承諾和“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政治承諾，兩者的有效性都建立在美國對大陸綜合實力具有優勢的基礎上，但這個基礎正不斷弱化。
因此，未來兩岸關係的“和平”即非戰狀態只存於大陸的一念之間，即大陸領導人居於民族大義所秉持的“兩岸一家親”情懷。然而，當國家和民族利益因台灣分離、分裂行為而面臨重大威脅和損害時，“和平”也必然進入高度的不確定狀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0月號，總第22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