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日電／目前，在西方中國學中，“長期停滯說”開始讓位於“中華帝國論”。
講中國歷史，大家都不會忘記近代以來中外歷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幾個基本判斷：一個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很有名的觀點，就是中國發展至少從元代以後就已經基本停滯了。由此形成“中國歷史長期停滯論”。第二個是孟德斯鳩提出的中國一直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第三個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講的，中國歷史基本是沒有發展，中國社會沒有像西方社會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分化，中國是一個專制的、文化已經僵化的國家。他斷言，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中國是一個最低層次的發展。這一判斷影響更加普遍而深遠。
實際上，今天西方的中國學已大大突破了他們的先輩亞當·斯密、孟德斯鳩與黑格爾那些舊說。可是，我們仍有不少人至今仍常常把這些前人的舊說當成不可動搖的結論，繼續作為我們觀察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歷史的大前提。
今天，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長期停滯論”開始讓位於“中華帝國論”。一些國外學者包括不少國內學者，近些年來突然非常熱衷地大講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帝國體制”，關於“中華帝國”的文章、專著蜂擁而出，好像中國一直就是個“帝國體制”的國家；即便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中國還是一個“帝國體制”。那我就想問一個問題，這種觀點是基於中國史實嗎？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全面的真實的了解基礎之上嗎？
讀一讀唐朝《通典》，就會發現西方中國學的所謂“帝國體制論”並不符合中國歷史
最簡單的，我們不妨讀一讀唐朝杜佑的《通典》，看看古人是怎麼說明中國國家體制的。這本一千多年前撰就的專門研究中國歷代制度演變的歷史著作，第一部分叫“食貨典”，從田制即土地制度講起，研究了中國古代土地、資本、人口及賦稅，講的是傳統經濟制度；第二部分講的是“選舉典”和“職官典”。這部分特別值得一看，因為它可以糾正今天我們的一些錯誤認識。中國自春秋戰國尤其秦漢以後，一直是致力於“選賢任能”，即通過選舉來選拔社會各階層的精英，組成專業的職業官僚隊伍來治理國家。所以中國歷史有那麼一句名言：宰相必起於州郡，將帥必發於士卒。中國歷史上的這套治理體系，難道用一個“帝國體制”就能概括嗎？
現在有些人講中國古代是帝國體制，擺出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中國歷來只有國家，沒有社會。這又是不了解中國真實歷史的一種表現。讓我們再來看看《通典》，其中整整一百卷即全書一半篇幅都是在講“禮”，而且就緊緊接在“選舉典”和“職官典”之後。我們說中國是禮儀之邦，禮治，說到底就是社會的自我治理。中國的這套治理體系一直延續到今天，在社會底層，依然根深蒂固。
中國怎麼可能是只有國家、沒有社會？中國的禮治，講的就是社會各種群體如何自我治理，講的是每個人對家庭、國家、社會、天下如何負起責任，同樣天下、國家、社會對每個人每個家庭又如何負起責任。中國形成這樣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社會自我治理體系，它的成熟程度和實踐中的有效性，已經深入中國歷史與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所謂無聲勝有聲、無形勝有形。怎麼能棄這麼基本的事實於不顧，而用一個只有國家沒有社會、“中華帝國”或“帝國體制”來概括呢？《通典》從“食貨典”到“選舉典”“職官典”再到“禮典”，然後才講到“兵典”與“刑典”，最後講中國的州郡與邊防。這是對中國古代國家和社會治理制度的一個完整的說明，它難道不比孟德斯鳩、黑格爾及現今“帝國體制”論者所說更切合中國歷史實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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