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這場向外輸送“西方民主體系”的戰爭,非但沒有帶去真正的自由與人權,反倒刺激了恐怖組織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滲透。隨著恐怖分子混入敘利亞難民潮,接納這些難民的“民主聖地”歐洲,也終於不能再獨享太平了。
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從根本上看,都是一回事。本質上,無非是首先確立一種具體的標準,然後以此為其最高、或是最根本的精神圖騰。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世紀時,“善惡與否”並非其價值觀核心,“信上帝與否”才是其根本。同樣的,在當今西方社會中,一個國家是否最大限度的使人民“自由、民主”並非其“普世價值”核心,這個國家是否具有西方化的“民主制度”,才是他們所關注的問題。
——十字軍東征為伊斯蘭教國家帶去了災難、民主的輸送為整個世界帶來了混亂。本是一場侵略戰爭,在其人民“具象化”思維的理解下,卻成了“輸送正義”的“榮譽之戰”,幾十萬美國的小夥子就這樣帶著微笑奔赴前線——而他們親眼所見的現實卻殘忍地撕碎了許多人心中的信仰。過去的十幾年裡,“普世價值”已經在一部分人心中崩盤了。
而在財團與政治家眼中,整個社會對於其“民主體系”的信仰,則恰恰可以被當做工具。在這套“信仰”中,投票選舉是最為重要的一環,選舉可以被看做是人民意志的表達,但卻必然躲不開第三方資本的流入。在議員或者總統的選舉中,金錢、勢力、黨派等等外在因素都對投票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參選者一旦當選,就勢必與財團、資本家等等團體產生聯繫,在制定法案時也不得不考慮到這一群體的利益。除此而外,他們同樣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討好選民,滿足他們的要求。
資本家的崛起在早些時候對社會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隨著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也將跟著有所提高。但當社會發展進入深水區,資本家不斷尋求“利益最大化”的訴求突顯,對貿易壟斷的渴望就會逐漸膨脹。為了掌握主動,對於國家權力的競爭也日益激烈,為了贏得各個層面的選舉,他們不得不提高對人民承諾的標準。在這樣接連不斷的“加碼”之後,人民的需求開始呈現出超過生產能力的局面。
“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在的誕生,正是美國資本家為壟斷國際資本、追求超額利潤的重要工具。在其制定的自由、民主、市場化、私有化等一系列規則之下,美國在客觀上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但也在其中賺的盆滿鉢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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