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接收台灣的行政官員將大陸貪污腐敗的習氣帶入台灣且極為排斥其眼中日本化嚴重的當地台民，分隔50年的兩地文化與習俗的相互衝擊使得台灣社會動盪難平。其後於1947年因查緝私煙而引發的警民矛盾最終徹底引爆“省籍矛盾”，應該說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是自此伊始的。及至1949年國民黨敗退逃台並將其在大陸的統治體系全盤移植台灣，出於對本地居民的不信任，在其黨政軍高層中大幅倚重大陸來台人員。這種流亡政府式的“統治”，以及大陸人士在居住上的隔離（眷村），使得本、外省人士幾成兩個平行的社會。長期在政治與經濟地位上的嚴重落差，逐漸使“本省人”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外省人”的對立面，在兩個社會群體各自認識到彼此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距離後，台民內部具有鮮明省籍色彩的族群對立意識也就徹底形成而再難磨滅了。
不過，本文提及台灣“族群矛盾”的初衷卻是更著重於台灣80年代中後期政治民主化後，“族群矛盾”被逐漸人為添加的政治意味。作為政黨政治操作的產物，台灣政黨與政客利用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之間所依託的“省籍”力量，利用不同省籍、不同群體對政治、社會的不同態度，在多黨政治體制中以族群動員為手段，來爭取選票，進行政治角逐。所以說，當前台民族群之間的矛盾背後有其極為鮮明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劃分，是圍繞著政治利益分配和爭奪而形成的政治族群。因此在台灣，族群是政黨選舉支持的重要基礎，不同省籍的族群在政黨支持上具有不同的傾向性。一般來說，“本省”的閩南族群大多支持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聯盟（“泛綠”），而“本省”的客家人和“外省”的大陸人士則多支持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聯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台灣的“族群矛盾”已淪為政黨之間操作仇恨與凝聚實力的工具。比如民進黨政客逢選必提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即是其利用族群矛盾中的悲情意識來操作選戰的直觀詮釋。可以說，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族群矛盾”新的放大與固化，久而久之，個體化的事件被凝聚成特定族群的集體記憶，從而使“族群矛盾”愈演愈烈，再難消弭。台有識之士莫不為此痛心，新同盟會即曾在送遞“行政院”的決議文中疾呼“近些年來台灣先後建有‘二二八紀念公園’、‘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這些建設，除了讓台灣蒙羞，擴大省籍分裂、增加族群仇恨之外，別無任何積極性、建設性意義”。⑫然而就目前看來，“族群矛盾”短期內是不可能會有太大的好轉。
內耗嚴重的政黨惡鬥
台灣主要政黨皆以政黨利益為重，民生經濟為輕，更遑論民族之大義。
2015年2月，由於“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自覺無力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國民黨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黯然請辭。台灣科技大學教授黃丙喜投書《中國時報》，表示閣員請辭事小，經濟再度陷入莫名的虛耗事大。台灣貿易依存度高達126%，可以說出口導向型才是台灣經濟增長理想的模式，然而台灣的自由貿易協定金額僅佔總貿易額7%，與經濟規模、周遭環境相似的韓國的近50%相比，可謂相差不能以道裡計。黃丙喜教授直言政黨惡鬥的習氣和逢中必反的怪風才是讓“自由經濟示範區”於“立法院”拖延一年依舊不得通過、最後還迫使主推官員辭職了事的主因。⑬
又以近來媒體熱炒的“九二共識”為例，習近平主席與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蔡英文勝選下屆台灣地區領導人後曾多次公開強調，兩岸穩定與發展的基石即是“九二共識”，除此之外再無他途，然而蔡英文對此僅以“九二精神”的名詞含糊應對之。泰半島內媒體臆測其將試圖以“一中憲法”定義“九二精神”並試圖以此獲取大陸諒解，這亦是其最近公開透過媒體要求大陸釋放更多善意的初衷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