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般政黨利益為先、民生經濟為輕的實例不勝枚舉，再以“服貿事件”為例，海基會前秘書長邱進益先生也曾言及，民進黨自黨魁而下亦為一時之傑，豈會不知“服貿協議”於長遠看對於台灣地區經濟與民生弊大於利？深究其因，無非政黨利益再次作祟。重大政治決策若於國民黨政治時期得以通過，並在馬英九先生任期內使台灣民眾親身感受其利益，則必將對之後民進黨的選舉造勢帶去不小的影響。
台灣《旺報》在2016年1月13日即曾以“陸拚經濟台內鬥，我消彼長”為題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台灣社會與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政黨惡鬥。文章指出兩岸人均GDP對比，大陸一直在進步，台灣在倒退。最大的原因在於政黨惡鬥，導致台灣經濟停滯。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人均GDP差距近年來持續縮小，2007年尚是大陸的7.1倍，而2013年已僅為3.1倍。這還僅是以全大陸人口為基數的平均值，如果以和台灣人口相當的上海為例，則上海早已經超過台灣。1990年台灣的GDP總值是1700億美元，大陸當時是3878億美元，台灣相當於大陸的43.8%；但是到2014年，台灣的GDP總值是5283億美元，大陸卻已飆升達10兆1681億美元，台灣GDP總值僅佔大陸的5.2%，消長之快，令人驚異。⑭若台灣還是如現在這般陷於政黨惡鬥而無視世界潮流的變化，那麼遲早世界亦會將台灣拋棄。
結語
客觀地說，本土化政策與“本土意識”其實是一種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關係。本土化政策的推動，加快了“本土意識”或“台灣意識”的發展；而“本土意識”又反過來再度強化本土化政策的推行。本土化政策發展到極致，就是後來由民進黨推動的“去中國化”政策與“台灣正名”戰略，要徹底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建構台灣“獨立”的政權。然而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在表面上徹底背離中國大陸的民進黨背後，早在80年代蔣經國時期國民黨宣揚的“三不”政策並定下“本土化”趨勢的政府施政方向後，台灣與大陸分離傾向已可預判。事實證明，在之後的30年中，本土化發展為台灣化、並繼而再發展為“國家化”的趨勢並未有太大的偏離。
從歷史的角度看，本土化與台灣化發展，有其發展的必然性。首先，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體系是完全從大陸移植到台灣去後由大陸赴台人士集中掌控的，這種少數人的大中央體制不可能長久適合於台灣；其次，從全中國選出的民意機構代表也不可能永遠佔有席位，新陳代謝的發展，不得不在台灣本島進行補選與改選（長達44年不曾變更的“萬年國會”在1990年被迫改選）；同時，國民黨當局長期偏安台灣，宣揚本土（即“復興基地”），對抗大陸，“汙名化”大陸，也就自然形成台灣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認同，無形中反而強化了日後的“台灣主體意識”。
也就是說，與許多人想象中“國民黨依舊是中國的國民黨”不同，現實情況是本土化政策與“本土意識”甚至或“台獨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是國民黨政權過去在台灣生存、扎根的必然結果之一，也將是國民黨未來在台灣存續、發展的基礎之一。
故而在“台灣主體意識”已普及化、大眾化的今天，要化解“台灣主體意識”中的台灣主體性與台灣“獨立”意識，增進“中華意識”或增進祖國意識，可能需要幾十年或者數代人的努力。化解的第一步，是實現兩岸經濟關係的融合發展，建立經濟共同體，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打破以“台灣為中心”思維，將台灣經濟“大陸化”（中國化）。尤其是打破“台灣命運自主化”的迷思，建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在文化上，消除“去中國化”的政策，弘揚中華文化，建立兩岸共有的中華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