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早上8點上班時間一到,六人便一起找到了工場長代理、日本人清水。清水除了負責工廠一些後勤等日常管理,也負責幾名中國女研修生生活方面的事務。
趙倩告訴澎湃新聞,她們向清水提出應立即報警,並要求“組合”派人介入此事。但清水對這一要求並未認真理會,反而要求趙倩等人馬上回到工作崗位繼續工作。
“他告訴我們,‘你們先去工作,要把工作和生活分開,我們會處理這件事情’,”李夢在回憶當時情景時語氣表現得很憤怒。“但是我們都不同意,反覆溝通說,這種心情下我們根本無法工作,他這才讓我們回宿舍等‘組合’的人來。”
中介組織、翻譯推諉
之後“組合”派來了一名翻譯和一名日本負責人,“組合”人員的態度與公司如出一轍,催促6名女生盡快恢復工作。
“‘組合’說我們幾個研修生不能自己報警讓警察來,”李夢說,“(組合)說我們這樣叫警察,警察也不會來。除非出車禍了自己去不了,警察才會直接到現場。”
“(‘組合’工作人員)大致說,理解我們的心情,但不能長時間不工作,希望我們理解公司的處境,”另一名中國女研修生孫潔(化名)回憶說,“我們要求自己去警察局報案遞交‘被害屆’(受害說明),請求‘組合’派翻譯,但翻譯推脫說很忙,如果我們要去就自己去。”
“翻譯說,提交‘被害屆’早一天晚一天都無所謂。”孫潔補充道。
“和‘組合’說能不能幫我們找個律師咨詢一下。‘組合’卻說,這樣的事情不能指望別人幫你做什麼,你們要自己去找。”李夢說。
立案遭遇“循環”困境
無奈之下,2月8日晚,6名女生試著通過微博找到了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知名華人李小牧尋求幫助。在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之後,李小牧於9日趕到歧阜縣幫助6名中國女研修生向歧阜縣大垣市警察署報案。但得到的答覆是,公司方面不提供相關證明,警察署無法立案。
“當時警察(給公司)打完電話後跟我說,公司堅持要在(攝像頭檢查)結果出來之後,(確認有偷拍後)到生活安全課(警方另一個部門)立案。”李小牧10日告訴澎湃新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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