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越南武力統一模式
眾所周知，美國上世紀打了一場以慘敗而告終的戰爭——越南戰爭，知識界已對那場戰爭做了很多研究和評價，大多是從冷戰和外交的視角觀察和分析的，筆者則僅從越南統一的視角做簡略的論述。
（一）美國在越南的戰略失誤
美國進入中南半島戰略誤區的誘因之一，是殖民主義在美國意識形態中被共產主義壓倒，美國可以不再顧慮殖民主義的問題，而日內瓦會議又提供了一個政治架構，使美國的政治和軍事目標趨於一致。其次是1954年9月成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美國誤以為它提供了一個用以保衛中南半島的法律框架，使美國的行為不僅有法律依據，而且有集體後盾。美國的策略是把支點放在毫無基礎的南越，全力支持吳庭豔政權，為之提供大量援助，到艾森豪威爾卸任時，援額超過10億美元（當時的美元幣值）；美駐西貢大使館為全球最大的使館之一；美軍顧問團人數高達692人。時任參議院的約翰·甘迺迪表示支持美國的越南政策以安全與民主為兩大支柱，稱越南不僅是東南亞安全的“巨拱的基石”，也是“亞洲民主的試驗場”。
然而，由於遊擊隊的活動和吳庭豔政權的虛弱，南越安全局勢日趨惡化。美國軍方誤以為按其在歐洲和朝鮮戰場的戰法，憑藉裝備優勢打消耗戰，就足以置遊擊隊於死地。但不料他們那一套在越南叢林不能奏效，美國訓練的南越軍隊落入了與法國同樣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上臺的甘迺迪依然深受多米諾骨牌理論所惑，把理想原則和目標完全等同於美國國家利益，並認為越南是美國整體地緣政治地位中的關鍵環節，阻止共產黨在越南獲勝關係美國的重大利益，總之認定保衛南越政權事關全球遏制戰略。對當時美蘇對抗的判斷使甘迺迪覺得，越戰是有限的戰爭，不會引起全面戰爭。然而，他卻未能從中蘇之間的裂隙看出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可能，仍把赫魯曉夫的恫言於中國的意識形態綁在一起，誤判蘇中兩國“有野心稱霸世界”。這進一步促使他對越南和越戰誤判下去，排除了調整戰略的可能，也失去了這樣的機會。這種誤判一直延續到約翰遜身上，他在1965年中國宣揚“人民戰爭”精神時，把它解讀為中國要直接介入越戰，卻忽略了中國明確宣佈的解放軍不出國作戰的立場，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惡化，中國受到很大壓力。約翰遜也錯過了全面收縮的良機，結果戰爭逐漸升級，美國越陷越深。
最令美國政府痛苦的也許不是陷入泥淖帶來的折磨，而是經過掙扎依然看不到出路的絕望。到1965年7月，美軍作戰部隊全面投入作戰，到1969年初，美軍總人數高達543000人。同時，美國空中打擊的規模和手段也達到了常規戰爭的極限。美軍損失慘重，卻沒有收到效果，士氣低落，大失臉面，且受到國內輿論譴責。朝鮮戰爭的結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國內共識難以為繼。越戰的曠日持久、代價高昂、前景黯淡卻遠遠超過了朝戰，美國國內反戰浪潮高漲，社會分裂嚴重，年青一代沉淪，國內體系動搖，政府一籌莫展。深感絕望的約翰遜政府終於有所醒悟，決定調整戰略，探尋和談之道。至此，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宣告失敗，輪到現實主義外交來收拾殘局了，隨著理想主義之夢的破滅，戰後以來風頭甚健的美國例外主義——一種標榜美國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信仰——也幾乎走到了自焚的地步。自然，美國的全球戰略和政策已經不攻自破，修復它們的重任落到了尼克松肩上。
（二）美國“光榮”撤退與北越武力統一
尼克松的任務確實艱巨，他要承受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戰敗的痛苦，退出越南意味著必須放棄過去20年來四任總統的承諾，這無異於讓美國在全世界面前蒙受恥辱。所以，尼克松想退而求其次，爭取所謂光榮撤退和光榮和平。他為此付出了四年努力，邊打邊談，且戰且退，總算沒有不戰而降或不戰而退。但到1975年柬埔寨和南越於兩周之內相繼落入共產黨之手時，美國已鞭長莫及，只能痛睹多年努力盡失流水，光榮隨夢想一起破滅。從邏輯上講，既已撤退，美國就不想也無力捲土重來了，連國會也丟掉了幻想，撒手不管中南半島了。儘管如此，放開眼界來看，尼克松的功績並不算小，他放棄了本來就不應抓住不放的東西，實實在在地抓住了本該把握好的東西，前者是中南半島的亂局，後者是世界格局的實質。沒有這一放一抓，就不會有蘇美緩和、中美關係解凍以及集體安全⑥。正是在現實主義指導下，地緣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需要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出發點，美國的全球戰略更加符合實際，更加有效。可以說，中南半島的經歷和越戰失敗的教訓使美國外交成熟了。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因禍得福。相比之下，沒有這番慘痛經歷的蘇聯後來在阿富汗上演了越戰式的悲劇，並給已經沒有彈性的帝國敲響了喪鐘。隨著美國元氣的恢復和蘇聯力量的衰退，美國外交的理想主義因素又在里根時期活躍起來，當時的國際條件也有利於它重新抬頭。但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卻不是理想主義的一統天下，現實主義牽制著它，越戰的教訓時常敲響警鐘，提醒外交政策制定者，在以美國為主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中，美國仍須現實地看待世界力量結構，認清美國國家利益與國際體系、地緣政治、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美國全面撤退的直接後果就是越南的民族解放和武力統一。誠如《多米諾骨塌落》一書的作者所言，“戰爭是最高的政治。只有達到了政治目標，戰爭才算打贏。部隊和武器——如同外交和金錢一樣——本質上是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美國在二戰後進入印度支那帶有混亂不清的政治目標。經過30年的努力，她離開了那裡，其政治理念與起初一樣模糊不清。從同一個開端起，胡志明就把勝利界定為從外族佔領下獲得民族解放和北越與南越在共產黨政權下實現統一⑦。”是的，胡志明對越南戰爭的勝利所做的界定是，南北統一和民族獨立。這應該是他的政治遺囑。筆者以為，越戰對越南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北越而言，既是抗美衛國，又是統一國家的戰爭。作為世界反帝反殖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冷戰中的局部熱戰區域，越南一直在戰火中發展建設北越和推進南越民族解放，也是國家統一進程。面對美國這樣強大的對手和當代人類最殘酷的戰火，越共領導下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致力於不懈的鬥爭，其任務實際上就是國家統一運動和武力統一戰爭。越戰已經打到了極致，越南已經無所顧忌了，可以失去一切，但要贏得民族解放和全國統一。
越南的國家統一戰爭在法理上不存在問題，所以美國實際上是用高昂的代價錯誤地支撐了十多年不合法的武力干預，一旦無法繼續打下去而全面撤出，其結果必然是拋棄南越政權。表面上看，美國沒有直接拋棄南越，而是體面地簽訂了《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給了南越和世界一個交代，但美國政府不會不知道，協定簽字後，美軍撤離南越，北越不會止步不前。和平協定煞有介事地規定了“保證越南南方人民的自決權；越南南方人民將通過普選決定越南安防的政治前途⋯⋯在國際監督下組織選舉⑧”等等，但在勢如破竹的北越軍隊進攻下，一切都煙消雲散了。事實證明，當北越打過北緯36度線，迅速佔領南越，一舉完成國家統一時，對此早有心理準備的美國除了痛駡一通之外，什麼也沒做，一場損失慘重的戰爭早已告訴了美國人，離開越遠越好。事實是發生了沒有“棄越論”的棄越，很像1949年美國放棄國民黨，退出中國大陸，區別僅在於美國沒有直接參加中國內戰。
越南採取武力統一是順勢而為，因為越共長期鬥爭的結果導致不再有外部武力干預了，越南沒有必要化簡為繁，採用和平談判方式實現統一。越南統一後，不但沒有遭遇抵抗，也沒有認同問題，反而是民族國家變得異常強悍，開始轉向對外擴張，從入侵柬埔寨到侵佔南海多島，都是實證。其實，越南的迅速統一是有深厚基礎的，並非一蹴而就。第一，從文化基礎看，南越和北越之間沒有族群、語言、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問題，越南民族單一性還是比較強的。從政治基礎看，南北確實存在兩個政權、兩種制度的矛盾，但一旦一方戰勝另一方，政治壁壘就轟然倒塌了，什麼價值觀、政治認同都煙消雲散了。從社會基礎看，越共在南越有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否則不可能堅持到最後勝利；另一方面，到越戰後期，南越的親美精英集團和追隨偽政權社會力量大多轉往美國，反對統一的社會基礎已十分薄弱，不堪一擊。從國際基礎看，經過漫長的越戰，西方陣營已經因無能為力而變得麻木，無從進行干預；東方陣營的中國、蘇聯等國為越南提供了後盾；廣大第三世界基本上採取支持或中立立場。
（三）越南武力統一帶來的思考
歷史地看，在越南，美國接替法國，干預並承擔了“保護”責任，最終不堪重負；在台海，美國實質上是接替日本，干預並承擔了“保護”責任，但也是沉重負擔，只要中國不放棄鬥爭，最終結局可想而知。
現實地看，越南南北之間沒有地理障礙，比較方便陸軍武力統一。當時的北越軍力遠超過南越軍力，在一場傳統陸戰中前者能輕鬆征服後者。而在台海，雖然解放軍軍力遠超過台軍，但解放軍必須準備面對美軍，從現有能力看，即使解放軍能戰勝美軍，其代價也一定是十分高昂的。這是越南武力統一與中國武力統一的主要區別。今天，人們出於對台灣社會喪失中國認同感到絕望而急於武力統一，卻沒有意識到這裡的邏輯誤區——既然要採取武力統一，就不用考慮是否有認同；要考慮認同，就不應採取武力解決問題。當年越南武力統一祖國時，就沒有考慮國家認同問題，統一前那些決不認同北越的人都跑掉了，統一後留下的人都認同統一的越南了。所以，武力統一的原因是完全失去和平統一的可能，武力統一的時間在於最有利的條件。
六、初步結論
以上探討了四種國外的相關情形，從中可見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可能的模式和路徑。這裡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結論：第一，只有在台灣問題久拖不決的情況下，台灣才可能長期古巴化，但大陸不會讓祖國統一的歷史任務拖延到2049年以後。古巴化是虛幻的拖延而不是解決台灣問題，所以“古巴模式”不是可行的模式。第二，克里米亞模式是可能性比較大的模式，也是和平的方式，又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理由堅決阻撓的模式，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假如通過公投解決問題，有一中框架做支撐和限定，大陸完全可以通過與島內統一力量聯手，睿智地達到目的。第三，俾斯麥統一德國的模式是文武兼備、武攻文策的混合模式，也很值得借鑒。或許可以說，克里米亞模式與俾斯麥模式的結合，可以用於在未來十年左右解決台灣問題。第四，至於越南武統模式，應該說不到最後一刻是不可取的，但這最後一刻不一定遲至2049年，當然也不會提前太多。第五，現階段談論武統等於排除了用好戰略機遇期的基本思路，沒有把握好國家發展和祖國統一的關係，也沒有正視美國的可能反應及其帶來的損害，是缺乏戰略耐心和統籌考慮的表現，是不可取的。我們應當看到，喪失戰略耐心，不必要地提前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將面對更大的阻力、做出更多的犧牲、付出更高的代價，是戰略躁動、戰略衝動和戰略盲動的表現，顯然是不夠睿智的。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制度、前途和吸引力有充分的信心，就應該有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就有可能在文武兼備的前提下，積累越來越多的統一要素和動能，按照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心願，有效地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哪種模式都不能脫離特定的時代背景、戰略格局和時空條件。當然，本文只涉及台灣的四種前途和三種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模式，客觀上一定還有其他可能的模式，皆可以構成合理的參考因素。
註釋：
①A Full Life: Reflections at Ninety by Jimmy Carter,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2015, p.187.
②陳婧：《芮效儉：如果蔡英文試圖改變現狀，在美國看來，這會是負面的行為》，載 2016年10月15日《中國青年報》第3 版。
③迪特爾·拉夫：《德意志史——從古老帝國到第二共和國》，波恩Inter Nationes1987年版，第144-145頁。
④迪特爾·拉夫：《德意志史——從古老帝國到第二共和國》，波恩Inter Nationes1987年版，第150頁。
⑤王海良《從俾斯麥統一德國看台灣問題的處理》，載《亞太論壇》1999年第二期（總第46期）。
⑥王海良：《越南戰爭與美國外交》，載《亞太論壇 》1999年第6期（總第50期）。
⑦Where The DOMINO Fell America and Vietnam 1945-2010, sixth edition, by James S. Olson and Randy Roberts, published by Wiley Blackwell, UK. 2014, preface.
⑧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雷根》下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3月號，總第24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