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通過研究得出結論，從人才個人角度而言，追求自身價值的最大化，應該是流動的首要驅動力量，他們更為看重的是制度環境的寬鬆與公平、公正，以及適宜的文化環境。利益價值最大化不單單是指經濟收益，還包括能力與潛力釋放的最大化。
李俠認為，各地的人才政策應該根據自身的條件有針對性地設計，“最適合當地的人才，才是最好的人才。否則，對於投入的資源和人才本身來說都是浪費。”
由於人才政策的同質化，其產生的效力也會損失。李俠提醒，一哄而上的搶人大戰，往往容易出現“雷聲大雨點小”的問題，要避免人才政策“爛尾”，要看各地承諾的落實力度、決心和效果。
就一個國家而言，一定時期內，人才的存量是一定的，爭搶的結果必然使得人才的價碼水漲船高。
今年兩會，不少代表委員都談到各地爭搶高端人才“急紅了眼”：有人出1000萬元，我就出2000萬元，造成不同地區高校之間靠抬價互相挖角的現象。有不少專家學者呼籲從國家層面制定相關政策。也有學者認為，人才流動屬於正常現象，“應該交給市場”。
南開大學網絡中心副主任李濤認為，從整體來看，人才流動，無論對個人發展還是區域經濟發展，都是有益的。而要形成利於人才成長發展的良性環境，當務之急是對人才評價機制進行反思和改革。
這場人才大戰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給僵化已久、備受詬病的戶籍政策鬆了綁。李俠說，人才流動將帶來資源要素的重新流向，給改革注入一劑強心針。各地人才新政的成色與人才“用腳投票”的成果，無疑將繪制出中國未來經濟版圖的新樣板。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