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清湖新村的租客中，哪怕收入更高一些的工程師級別員工，也在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壓力倍增。已過而立之年的李生，在富士康工作超過6年，每月到手工資5000多元。房租加上水電費800元／月。一旦租金上漲，寄回老家供父母、小孩日常花銷的開支就得壓縮。他說，如果房租一路推高，他只能選擇離開深圳。
城中村改造
為了逐步實現城市功能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對土地資源極為稀缺的深圳來說，城市更新被視為城市發展的重要途徑。2016年深圳發布的《城市更新“十三五”規劃》指出，城中村以完善配套和改善環境為目標，以綜合整治為主，拆除重建為輔。
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看來，城中村改造所帶來的租金上漲與原有租戶權益保障之間的問題，是城市化進程中一組非常鮮明的矛盾。
如果從整個城市的發展格局來看，深圳產業結構的優化促使人口結構也發生重構，過往的人口紅利逐漸步入人口質量紅利的更高層級階段。“藍領工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必須做出升級，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增加收入，否則只能被迫外遷。”宋丁認為。
在另一個層面上，人口格局的調整，或多或少也倒逼著深圳產業“騰籠換鳥”。2016年，華為將終端總部項目搬往東莞鬆山湖。更早時候，中興通訊將生產基地遷往河源，比亞迪也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
富士康科技集團創始人兼總裁郭台銘近期表示，深圳就是未來的矽穀，而富士康龍華園區是未來矽穀的核心，但他同時說，富士康要把深圳園區改造成一個研發平台園區，包含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人工智能的研發平台。
深圳市前副市長唐傑曾對經濟觀察報談到房價與創新成本以及製造業出走之間的關係。他以紐約、倫敦、巴黎、洛杉磯、舊金山以及西雅圖為例，稱這都是房價高企的城市，特別是美國西部這三座城市，是典型的房價“高了還高”的城市。這些城市同樣是製造業已經退出的城市。“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習慣用‘產業空心化’來評論城市發展。可是沒有製造業的紐約怎麼沒有空心化？”唐傑說，新澤西有很多製造業，紐約的服務業和大學科研是為美國東北部的產業提供服務，這就是大都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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