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志願者來說，原來只能在書本上見到照片的古書，就真切地擺在眼前，實現了‘零距離’接觸，他們既興奮又緊張。”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李勇慧介紹，在山東的古籍普查中，除了對志願者進行前期培訓，在普查過程中，如果發現避諱字、名家批校本收藏本等知識點，古籍專家還當場講解，有問題隨時解決，“經過一兩個月的實訓，志願者們不僅分清了刻本與石印本、黑口與白口的區別，也熟悉了題記與序跋的差異，看懂了古籍目錄，學會了查閱古籍數據庫與古籍編目。他們常常感慨，終於知道了什麼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參與古籍普查，提升了志願者的專業素養，更加深了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感情。在日喀則進行普查的志願者群拉說：“夏魯寺，白居寺，帕拉莊園，每個地方都是知識的寶庫。當我們一函函、一部部、一頁頁地整理、錄入這些歷史財富時，每個人都恨不得多長一雙手、一雙眼睛，因為我們想在有限的時間裡再多翻閱一函，再多整理一部。”
跨界普查成難題
“我們要幫人家做好事，為什麼會遭到白眼？”多年來，在古籍普查的過程中，普查人員時常會有這樣的不解。
古籍普查人員大多來自公共圖書館，他們習慣將進入公共圖書館之外的藏書機構進行普查稱為“跨界普查”，這是古籍普查登記的又一個“死角”。
為協調解決全國古籍保護的相關問題，從２００７年起就建立了全國古籍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原文化部、教育部、國家文物局等多個部委共同參與，各省份也相應地建立了廳際聯席會議制度。不過，古籍普查的具體工作主要由文化部門主管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來完成，聯席會議成員單位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而且檔案館等古籍收藏機構的主管單位並不是聯席會議的成員。
“目前省中心已知的古籍收藏單位中，除了文化系統外，涉及教育、黨政、社科院、宗教等系統的收藏單位，只能溝通協商，沒有行政指導關係，因此古籍普查進展較慢。”這是四川省的情況。“在全省古籍普查過程中，一些地區的古籍普查工作缺乏政府相關部門的組織領導，對一些古籍保護意識薄弱、古籍存藏環境惡劣、古籍普查進度緩慢甚至尚未開展普查的公藏單位，亦無任何懲罰措施。”這是江西省的情況。在其他省份，遇到的問題大同小異。
因為跨界難，個別普查人員為了盡快完成任務，明知某些機構收藏了古籍，但假裝不知情、不上報，使“普查”打了折扣。
“２０１７年年底，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曾統計過一次全國古籍普查完成情況，從列表看，有些省份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前些時間，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組織專家進行第六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評審實地考察時發現，有些省份的古籍公藏單位，特別是博物館系統，對全國古籍普查並不知情，對有志願服務這一工作機制更不清楚。”在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會長劉惠平看來，古籍普查已經進入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跨界普查是無法回避的“攔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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