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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中評社圖片） |
中評社北京4月15日電（作者 汪毅夫）作為學術史，中國現代民俗學史往往要從北京大學、從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風俗調查、歌謠征集和方言研究講起，從北大學術牛人講起。
1948年，楊堃的《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正是由此開講。楊堃把“北大時期（1922-1925年）”作為“民俗學運動的起源”，緊接著是“民俗學運動的全盛期：廣州中大（1928-1930年）”、“民俗學運動的衰微時期：杭州的中國民俗學會（1930-1935年）”。
楊堃（1901-1998）也是學術牛人。40年後的1988年，另一學術牛人鐘敬文（1903-2002）對楊堃的說法委婉地提出意見。他透過《我與浙江民間文化》（1988）一文告訴我們，他本人以及江紹原、婁子匡、錢南楊是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創會會員，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學術成就相當驕人，應該得到的評語絕非“衰微”一語了得。
吾人於此不免好奇：
從“北大時期（1922-1925年）”到“廣州中大（1928-1930年）”之間的“1926-1927年”是“蝦米”（什麼）時期呢？北京大學董作賓、沈兼士、林語堂、顧頡剛、容肇祖等學術牛人於此期間“去哪兒”呢？楊堃忽略而鐘敬文也不
曾補充提起的時期是否比“衰微時期”更微不足道呢？
實際上，中國現代民俗學史上有個“福建時期（1926-1927年）”，這是一個相當重要、可以做學位論文的選題的重要時期。
提起“福建時期”，福建協和大學和廈門大學可以坦然笑對前起的北京大學、後出的廣州中山大學，可以驕傲地笑到花枝亂顫。
福建協和大學創辦於1916年。1925年前、後，北大陳錫襄、董作賓先後到福建協和大學任教。陳錫襄到校之初就有“把北大的風俗調查會、歌謠研究會、方言調查會、考古學會的計劃熔而為一，組成大規模的‘閩學會’”之計劃。1924年11月，陳錫襄曾“寫一封長信給尚在北大的沈兼士先生報告此事，所以自那時北京的朋友們便知道我們有這項的計劃”。1925年春，董作賓到校。陳錫襄、董作賓合捐10元，又從國學系借了20元，征得學生50餘人，辦起了“閩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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