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事件折射出“一國兩制”的內部信任鴻溝。不信任源於不理解，源於價值觀、生活方式及教育體系的長期相互隔離。這有兩地殖民史中相互分離的歷史效應累積，也有回歸後治港政策某些偏失以及香港內外因素互動發酵的影響。重建信任需要雙方共同的努力。
對國家而言，需要在體制與法治方面繼續堅定推進依法治國有關改革進程，逐步建立內部和外部對中國法治的理解和認同，打鐵還需自身硬，同時對香港尋求進一步民主發展的正當訴求在適當條件下予以積極回應。對香港而言，需要在關切自身利益和自由的同時，理解到“一國兩制”不僅包含高度自治，還包含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香港的教育體系需要相應檢討和改革，增加國家政治、歷史、文化及發展戰略的知識，幫助香港青年人建立對國家最新發展的理解以及對民族復興的參與意願。
關於國際干預的部分也值得進一步檢討和分析。英美的頻繁干預顯示出香港問題的複雜性及國際化背景，也折射出此次反修例運動與國際反華勢力的滲透操縱有關。香港回歸以來，非法干預香港問題的主要責任已由英國轉向美國，但英國基於殖民主義殘餘思維及利益思考方式仍在持續其干預行為，比如此次英國外交大臣傑裡米·亨特（侯俊偉）的香港問題言論就是較為典型及更為徹底的一種干預形式。亨特的言論與立場缺乏最基本的外交與國際法常識，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性質與效力也做了錯誤的理解和解釋，對英國干預行為的法理基礎做出了錯誤的認定。這些干預行為及其法理錯誤已得到劉曉明大使及中國有關部門的嚴正駁斥及否定。
《中英聯合聲明》屬於雙邊國際協議，主要用於解決香港回歸中國的有關法律交接事宜，並不建構任何超越1997年時間範疇的外國管治權。該聲明所載有關中方承諾及制度構想已通過《基本法》予以落實，中國立法機關更是基於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管治責任而增加了“普選”條款，尋求在“一國兩制”框架內推動香港民主進步。但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與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相協調，有助於國家的整體進步。作為雙邊協議，從1984—1997年，中國政府已基本圓滿履行有關義務及職責，中英雙方已於1997年7月1日完全移交香港管治權，從此以後中國享有對香港完全的主權與治權，並通過《基本法》予以具體實現。《基本法》的憲制基礎及合法性依據是中國憲法，不是聯合聲明。英國政客誤解聲明的法律性質及效力，誤解聲明在1997年之後的地位，誤解“五十年不變”的英方責任，是對國際法理及中國主權的無知和蔑視，必然遭到中國政府的嚴厲譴責及批評，也對中英關係造成嚴重損害。客觀而言，英國如今既無任何權利、也無任何能力對中國香港進行干預，香港問題純粹成為英國政客的“口炮”議題和炒作攫取政治利益的借口，對中英關係及香港管治改良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總之，反修例運動已經擴大化，尋求平息與和解的充分民意正在凝聚，法治權威的重建面臨重要挑戰，但也是一種考驗的契機。我們期待香港民意的理性回歸與香港法治的權威重建，以保障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繼續維持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並繼續對國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做出獨特貢獻。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文章來源：思考香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