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篇》第一章導論寫道，台灣歷史的特色是多元文化，對外關係密切、對外貿易興盛、冒險奮鬥和克服困難精神。應當指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罔顧這一歷史事實去認識台灣。台灣主要由大陸移民開發，在歷史上與閩粵兩省一直有著密切關係，這是台灣歷史的特色。教科書編者假借使用“中性”詞句，把鄭成功“收復”台灣寫為“進攻”台灣；把日本“侵佔”台灣寫為“取得”台灣；把日本“投降”寫為“終戰”、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凸顯出無恥的媚日觀點。
《社會篇》極力鼓吹“我們都是台灣人”，宣揚所謂“台灣意識”、“台灣精神”、“台灣魂”、“吾土吾民”，卻不提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隻字不提“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這與“台獨”勢力宣揚的“台灣是台灣”、“中國人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謬論一脈相承。
①這套教材通篇沒有出現“中國人”、“中華民族”這些字眼，所謂“以台灣人的觀點寫台灣史”，實際上刻意排斥“中國的台灣”。
②這套教材稱台灣“有史時代”就進入“國際競爭時代”，否定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領土關係；稱“多元文化是台灣歷史的一大特色”，以此表明台灣的“國際性”。
③這套教材通篇充斥“我們都是台灣人”，由“多元族群”構成，清代是漳、泉、客和原住民“四大族群”，當今則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台澎金馬是命運共同體”，要凝聚“台灣意識”，變成“台灣人”。不斷重複四百年來外來統治者欺壓台灣人的悲情歷史。
④這套教材在刻意疏遠、貶損中國的同時，卻對日本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歷史篇”不僅模糊淡化日本在台的殘酷殖民統治，而且鼓吹日本殖民統治給台灣帶來的“豐功偉績”；“社會篇”大肆讚頌“日治時代”，隻字不提台灣民眾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悲壯事實和具有的中華民族意識。
《認識台灣》一推出即掀起軒然大波，受到社會廣泛的質疑和各界人士的抨擊和批評。許多學者認為這是政治文宣品，而不是教材。他們認為：一、這套教材任意篡改歷史，妄圖割斷大陸與台灣的血脈聯繫；二、這套教材歌頌日本殖民統治，親日情結濃厚；三、這套教材刻意凸顯“兩個中國”的文字，妄圖誤導青年學生的“國家觀念”，為“台獨”鋪路；四、這套教材為執政者塗脂抹粉，充斥著政治文宣的意味。他們認為“中小學教科書為國家教科書，著重培養青少年的國家觀念”，而這套教材是“亡其國先亡其史”，必將成為“台灣的亂源”。民進黨、建國党及台灣教授協會的一批人則對這套教材表示認同，聲稱這是“跨出台灣本土化教育改造的第一步”。台大教授李永熾認為，這套教材使“國民教育往前跨進一步”，建立起“以台灣為中心”的觀念，回歸了國民教育以形塑學生人格成長為目的的功能。他們在讚賞的同時也表露遺憾，民進黨中常會呼籲“本土化教育未竟全功，民進黨將繼續集思廣益，促成更符合台灣史觀的基本教材，民進黨並將責成各執政縣市長繼續秉持認同台灣的一貫原則，推動教材改革和全面本土化運動”。
綜而觀之，不論是文化領域“台獨”主張的宣揚，還是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從意識形式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的程度與方式來看，從各個方面相關因素的考察及評估，影響最大且危害最烈的是歷史教育方面的“去中國化”，歪曲台灣歷史，貶損中國歷史，割裂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聯繫，宣揚親日情結。在2004年底的“立委”選戰中，陳水扁宣稱“本國史就是台灣史，中國是外國，要先認識台灣史，再談外國史”；他還提出，要解決所謂“國家認同”問題，台灣教育需要大改革。不難看出，陳水扁當局在教育文化領域推行的政策是藉“本土化”之名行“文化台獨”之實，企圖通過篡改歷史兜售“台獨史觀”，進而塑造“台獨國民”，以達成“台灣獨立”的政治目的。而這一切以教科書形式進入中小學，以政權力量將“台獨史觀”通過文化教育強制灌輸給台灣青少年，其影響之廣泛，危害之深遠，應予高度的重視及有力的遏制。
此外，在陳水扁主政時期，當局主管部門利用“國家考試”推行“文化台獨”政策，妄圖改變公務員的文化認同。主要做法有：
1、考試命題範圍的“去中國化”。建制台灣史地題庫，各項“國家考試”中逐步提高有關台灣史地的命題比例；以“台灣近代史”取代“中國近代史”；將應試科目“國文”試題題型修正為“作文、公文與測驗”或“作文與測驗”，將應試科目名稱有“中國”者，一律修改為“本國”；名稱有“中西”或“中外”者，一律修改為“世界”。
2、提高閩南話命題比例。中文閱讀測驗選擇本土作家的作品作為閩南話考題；公務員考試中採用閩南話命題；“國文科”考試使用何種語文不作規定，企圖以閩南話逐漸取代現行“國語”進入考試。
三、2016年以來民進黨推行“文化台獨”政策的相關作為
2016年民進黨再次上台執政之後迫不及待地推行“文化台獨”政策，主要體現於“一破一立”兩個方面：“一破”即廢止馬英九主政時期的“微調課綱”；“一立”即推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
2016年4月29日，台灣“立法院”表決通過民進黨“立委”提出的“要求教育部撤銷微調課綱”提案，“教育部長”就任第二天（5月21日）即迫不及待地宣佈，將以行政命令廢止“103年微調課綱”；所謂的“103微調課綱”，是指2014年2月10日通過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國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課綱微調事件源於馬英九政府著手調整高中課綱中的部分用語，修改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滲透於課綱的“去中國化”和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錯誤史觀。譬如，把“中國”改為“中國大陸”；把“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為“光復台灣”；把“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改為“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構想”；對慰安婦的描述增加“被迫”兩字等17處重大爭議。這項在歷史教育的撥亂反正工作遭到“台獨”勢力強烈攻擊，民進黨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以“馬英九政府未公佈微調課綱會議的發言紀錄及成員名單，進行黑箱作業”為由發起“反課綱運動”。2015年7月下旬，部分根本未能厘清新舊課綱差別的學生聚集並衝擊“教育部”，使台灣社會再度陷入紛爭之中，迫使當局改為新舊課綱並行。由此可見，部分台灣青年在歷史事實上的是非不分、在國家民族認同上的思想混亂，著實令人痛心，同時顯現“文化台獨”的流毒之深、危害之巨。2016年5月31日，台灣“行政院”公報宣佈“教育部”的廢止令，公報指出，2016學年度將恢復以往課綱版本，其中“地理”及“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回到2008年1月24日公告版本，“歷史”課程綱要回到2011年5月27日公告版本，“國文”課程綱要回到2011年7月14日公告版本。
2018年民進黨當局如期推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其中歷史課綱體現更為嚴重的“去中國化”和“日本皇民化思想”。進而於2019年出版歷史教科書，以諸多不符台灣史實的論述強行灌輸給高中學生，影響所及400多萬學生。新版歷史教科書主要特徵如下：
（一）在民族方面以南島語系取代中華民族，甚至以血源DNA否定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關係；以海洋民族取代亞洲大陸的中華民族，完全切割兩岸之間的民族關係。
（二）在國家治理方面否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等文件，從國際法上否定中國在台灣治理的合法性；某些版本的歷史教科書甚至出現“台灣地位未定論”等論述。
（三）在文化方面推銷“去中華文化中心論”，以多元文化取代以中華文化為主流的歷史事實，無視兩岸的地緣與歷史關係，把中華文化對台灣文化的絕對影響力，等同於日本、西方及其他外來文化。
在“文化台獨”政策及其相關作為影響之下，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的心理距離將日益疏遠，甚至發生民意對撞。通過“去中國化”等“文化台獨”行徑，製造兩岸民意對抗，以鞏固其執政地位，這種手法曾在陳水扁期間屢試不爽，此次重蹈覆轍將嚴重衝擊兩岸關係。
近年“文化台獨”政策的推動成為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威脅。這種跡象在“太陽花學運”和“反課綱微調運動”之後愈發明顯。在大陸反對“台獨”的政治高壓之下，民進黨進行外部衝撞式的“台獨”冒險被迫收斂，於是採取從內部推動“文化台獨”政策，這一系列政治操作已對台灣社會造成即時而深刻的危害。
四、關於“文化台獨”問題的若干思考
“文化台獨”企圖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進而改變台灣社會的認同結構，擴大“台獨勢力”發展的社會基礎。經過李登輝與陳水扁先後執政20年及民進黨再次執政推動的“文化台獨”政策及其作為，台灣社會的認同結構已經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倘若這一態勢予以延續，勢必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和平統一構成嚴峻的挑戰。在此基礎上提出幾點思考及認識。
1、台灣文化的主體無疑是中華文化，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是由於台灣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決定台灣文化發展必然有其特殊性，必須看到一百多年來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的極大影響，必須看到威權專制統治時期扼制台灣文化所造成的負面效果。因此，不僅要區別少數人的政治圖謀與多數民眾的正常文化心理，而且要嚴格區別文化正常發展狀態與蓄意割裂兩岸文化關係紐帶的行徑。
2、準確地評估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的作用與影響，恰如其分地評估其政策的推行與具體效果。少數人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然而，這一行徑在相當程度上是違逆文化所包涵的多種社會意識形式自身發展的規律，尤其是將某些“非意識形態”的社會意識形式人為地加以“意識形態化”，這是極為不正常的傾向，具有“反文化”的性質。在文化領域推行為分裂主義路線服務的政策，勢必進一步加劇台灣政壇、社會的省籍和族群矛盾，引發政壇紛爭，對台灣社會的危害是客觀存在的，但有相當的局限性，少數人推行“文化台獨”的圖謀終將無法得逞。
3、準確區分“文化台獨”與強調“台灣鄉土教育”這一文化傾向的不同性質；準確區分少數人的政治圖謀與廣大台灣民眾熱愛鄉土的普遍心理及對威權專制統治時期長期壓制“台灣文化”的逆反心理的本質差異。誠然，強調“鄉土教育”以及對台灣歷史的研究及學者某些觀點為“文化台獨”推動者追求政治目標提供了客觀社會條件和基礎，但二者的本質是不同的，前者不必然導致後者，必須作嚴格的區別和對待。
4、準確區分“文化台獨”與強調“台灣文化特殊性”這一文化傾向的不同性質。毫無疑義，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共同性，在不同的發展過程中亦產生其特殊性，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既不能強調共同性而忽視特殊性，也不能強調特殊性而忽視共同性，必須把強調“台灣文化特殊性”而所從事的學術研究與將“台灣文化特殊性”絕對化及企圖割裂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的行徑作嚴格的區別和對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