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5日電／2019年12月28日，備受矚目的《證券法》修訂案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上通過。
人民網發表財經評論人劉曉忠文章表示，修改後的《證券法》可謂亮點紛呈：將註冊制全面推廣到所有證券公開發行行為，旨在進一步釐清政府與市場邊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信息披露和投資者保護獨立成章，且提出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和規定了代表人訴訟制度，為市場自律自治提供了更加寬廣便利的空間；大幅提高對違法行為的懲罰倍數，極大地提高了對資本市場違法亂紀行為的懲罰成本等。
新《證券法》在立法層面凸顯了三重需求的兼顧與平衡：第一，暢通便利企業直接融資渠道；第二，要完善投資者保護等要義；第三，從立法上理順政府與市場邊界——政府通過完善市場秩序，為市場主體提供正確做事的公法、程序正義和規則環境，引導市場主體做正確的事。
文章分析，《證券法》一度在立法和執法層面較多考慮便利企業直接融資，這為促進企業由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型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簡化暢通企業直接融資，也需以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為基礎。隨著資本市場快速發展，近年來決策層加強了對投資者的保護力度，如設立投資者保護基金，成立投資者保護局、投資者服務中心等。此次修訂後的新《證券法》在加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保護的制度建設方面，有頗多亮點。
首先，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和代表人訴訟制度的引入，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強大的市場自律自治武器。 “投資者保護機構受五十名以上投資者委托，可以作為所有投資人的代表人參加訴訟”，以及“默示加入、明示退出”原則的明示，都大大地降低了受害投資者的維權成本，也提高了司法資源的使用效率，同時提高對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加大違法亂紀者損失，使市場主體的責權利做到盡可能對稱。
代表人訴訟制度中，規定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作為訴訟代表人。因此，代表受害投資者進行訴訟的重任，主要由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旗下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承擔。這樣的制度安排，既有利於搭建起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體系，又體現出了決策層漸進改革的穩健訴求。並且，在引入集體訴訟制度初期，其他制衡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適度對訴訟代表資格進行限定，可以避免集體訴訟被濫用，有助於推動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的完善。
當然，隨著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的相關探索和改革穩步推進，可考慮對集體訴訟代表人資格的放開進行探索，如允許符合條件的律師事務所成為集體訴訟代理人。代理人資格的放開，可以分擔投服中心大量集體訴訟的壓力，也有助於提高投資者保護力度，完善市場自律自治體系。
第二，震懾資本市場內幕操作等違規違規行為，使集體訴訟真正長出牙齒，有必要配套性地推出辯方舉證制度以及爭議和解制度。新《證券法》在相關方面做出積極探索和嘗試。
一方面，辯方舉證制度的舉證責任倒掛機制，將降低投資者的舉證責任和成本，也就是降低集體訴訟的舉證成本。新《證券法》第89條要求證券公司在與普通投資者發生糾紛時自證清白，已帶有一定辯方舉證的理念，是對辯方舉證制度的積極探索和嘗試。另一方面，爭議和解制度，則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實現控辯雙方在民事上的雙贏。新《證券法》新增的行政和解制度，為爭議和解制度的引入創造了條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