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面對疫情，與傳統的能源、汽車製造業不同，科技企業表現出極強的反脆弱性，在線辦公業務井噴，雲服務、廣告、出行行業則積極推動復工復產。目前，亞馬遜、谷歌已開始游說聯邦政府上雲辦公，臉書等公司則希望暫緩《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落地以減輕合規成本，優步等零工經濟企業代表則以疫情期間為司機提供帶薪病假、醫療保險為條件，換取國會的臨時承諾，確保疫情期間企業不會因沒有把司機劃歸正式雇員而遭起訴。
疫情之初，數字技術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基因測序等前沿領域“無所不能”，一方面卻在最為原始的信息傳播方面“有心無力”，難免讓人失望；但當疫情拐點出現，大選終將再度成為頭條，經濟與股市的繁榮以及就業保障，依然離不開數字科技行業作為支撐。矽穀，事實上已經成為2020年代華爾街，“大而不能倒”。
回到常態後又會從頭開始？
常態下的社會規則，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科技的，都對“非常態”有著本能的厭倦和抑制。2005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受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啟發，下令建成一整套應對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統，大量儲藏口罩、呼吸機，廣設床位，然而，2008年大選過後，面對百廢待興的資本市場和瀕臨破產的中階級，這套系統銷聲匿跡。
小布什坦言：“如果我們等到瘟疫出現才去應對，一切都已太遲”。4月4日，《華爾街日報》總編輯傑拉德·貝克發出類似感慨：“除非厄運真的降臨，否則人類不會認真以對。”
此次疫情中，無論美國還是歐盟，人類作為統一社群的力量並未得到真實的展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兩黨制的正常化、文官中立或者數字科技的螺旋式上升，最多只能是讓人類更好地應對一場當下的災難。當另一場災難來臨，一切或又將從頭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