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比如SARS是怎麼來的，又是怎麼走的，早期為什麼會混亂，採取了哪些策略結束了這種混亂等，我們都應更好總結，把這些經驗教訓當作課程傳播給各級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沒學過相關知識，自然不會綳緊公共衛生這根弦。這就導致湖北在疫情初期重複了當年SARS時走過的彎路。而且SARS那年，湖北只有6位患者，很容易控制，當地幹部從自己經歷中難有足夠的經驗。
更進一步，很多領導幹部不了解公共衛生的內容，不了解公共衛生改革。如果把公共衛生改革作為醫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了解公共衛生的表現。
《瞭望》：去年6月，你在“中國醫改十年：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對公共衛生提出了公有、公益、公平、公開和公信的“五公”思考，這是為什麼？
曾光：我在那次會上的發言是多年對公共衛生思考的總結，但很多人並未理解。那其實是一次提高公共衛生重視度的機會。後來有參會的領導幹部告訴我，對沒有及時重視公共衛生改革表示遺憾。
《瞭望》：公共衛生跟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既有聯繫也有不同，改革策略應該不同嗎？
曾光：公共衛生改革和醫改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樣的。什麼叫公共衛生？公共衛生是關係到一國或一個地區人民大眾健康的公共事業。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典型案例。公共衛生改革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門和社會群體，政府是公共衛生的第一責任人。
雖然醫改離不開公共衛生，公共衛生改革也少不了醫學，但二者的改革內容差別很大。醫改的改革策略不足以決定、支撐公共衛生改革。公共衛生改革宜單獨策劃。道理很簡單，醫改改得再好，也沒辦法從根源上防範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
所以我認為，公共衛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並不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