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姻上的“他者”——大陸配偶
跨境婚姻有時並非衹是單純的婚姻考量，而是伴隨其他的因素如改善自身的生活或經濟情況、可脫離貧困、有更多的工作機會等。雖然此種跨境婚姻經由理性的計算結果，婚姻是雙方面的事情而非單方面的一廂情願，但基於理性的考量往往造成理想和現實兩者之間的落差。當理想和現實之間發生落差時，自然産生許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鑲嵌在台灣的社會結構當中。
在台灣社會的傳統認知下，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形成所謂的拉力，吸引著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的女性來到台灣，這樣的婚姻由於男女雙方在社會結構上皆處於弱勢，因此並沒有因為婚姻的關係使自己的處境有所改變，甚至成為新的弱勢族群并且産生許多問題，如：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
由於兩岸婚姻數量的增加，大陸配偶來台已形成龐大的外來移入人口，在眾多的“新移民”中，對台灣社會已産生一定程度的衝擊，並衍生不少社會問題，其中包括居留定居、假結婚（以真賣淫最顯著）、婚姻品質、家庭暴力、逾期停留、非法打工、台灣配偶死亡後續問題、連鎖移民、偷渡等問題。
所以，有論者認為，跨境婚姻的過程可以視大陸配偶為一種資本主義商業化的産物。大多數的台灣男子和大陸女性配偶結合等同於一種商業的交換，此交換的形式是不具有感情的基礎的，形成一種“異質性婚姻”，女性傾向嫁給社會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反映的是性别階層化的現象，認為男性角色的價值高於女性，同時掌握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如:財産繼承、教育成就、職業、收入等)，女性必須利用“自然資源”(如年輕、美貌等)透過“上嫁”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男性則必須透過“下娶”來維持自己在家庭中的權威。
跨境婚姻配對乃是“異質性婚姻”的結合，即男高女低的婚姻配對型態，大陸女性配偶透過跨境婚姻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經濟情況，所以跨境婚姻中通常具有高度商業利益。這種跨境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結合在台灣的社會結構中相較於台灣本地婚姻而言仍然是相對的弱勢。伴隨弱勢而來的自然是各種不同的問題産生，以及社會大眾對於她們標籤化後的汙名化。
吊詭的是，同樣是跨境婚姻，若台灣男性和歐美國家女性進行跨境婚姻 ，台灣社會對這跨境婚姻卻有不同的評價，歐美西方與大陸南洋、白膚色與黑膚色、先進與落後、浪漫愛情與商品婚姻，這樣的假設充滿在生活裏的真實感受。因不平等所産生的二元對立的區分方式，所凸顯的是在世界體系當中，核心國家的女性代表著進步、有文化素養和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
相反的，若位於邊陲地區的女性則以半邊陲經濟體的台灣男性作為婚配的對象，所帶來的評語可能是落後、貧窮、教育程度低落等等。如此，形成了既定刻板印象，台灣社會對跨境婚姻的印象當以歐美地區白人女性作為婚配的對象時，被社會大眾認為是向上流動的婚姻，而當以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女性作為婚配的對象時，這樣的婚姻被認為是向下的流動方式。
《東方主義》的作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描述西方人，如何根據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當中的知識觀來描述他們心中所認為的那個所謂的“東方”。薩依德認為人類社會區分這些人和那些人，其背後的重要意義往往也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其動機目地也不令人佩服。這些分類標準其背後的動機不外乎是所謂的經濟、文化和知識等因素所形成的，大陸與外籍配偶的跨境婚姻也是其中的一例，台灣似乎正在複製西方對於東方的優勢殖民經驗來加諸到境外女性身上。
大陸與東南亞外籍女性配偶的家庭背景，相較於台灣社會的經濟情況往往顯得較差，加上她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會經濟地位也不高。但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在台灣社會結構中處於弱勢位置，卻並非是造成社會大眾産生偏見的主要原因，社會大眾透過何種管道來認識外籍女性配偶，才是造成對於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産生偏見的主要原因。
台灣對於大陸與外籍配偶所認識和接觸的窗口往往來自新聞媒體，普遍接觸到的大多是經由新聞媒體複製出來的訊息所獲得的認知，如同在《東方主義》所提到的西方人如何藉由自身的文化和生活經驗，以對於他們所認知的那個東方來進行想像。經由新聞媒體的傳播，生活在台灣的人藉由媒體所提供的訊息來對於大陸與外籍配偶進行認知和想像，並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塑造出他們所認為的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圖象。
偏見(prejudict)因為人們的背景而予以差别待遇，甚至拒絶特定背景的人享用資源—住宅、就業教育、收入、權力和聲望。歧視時常是肇因於偏見，偏見也往往合理化了歧視的形成。群體會成為偏見的目標，一定具有某種顯眼的外在特性，一個偏見如果具有特殊的背景，比如出生地、膚色或面部輪廓，就很容易成為被歧視的對象。
由於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的弱勢往往表現在經濟地位、教育程度的低落等社會現象上，當出現特定的新聞報導或議題時，如賣淫、社會問題或非法打工等，經由媒體報導容易使人們將她們和犯罪與貧窮兩者之間産生某種程度的關聯，聯想到負面的印象和偏見，日積月纍之下，大陸與外籍女性配偶自然無法擺脫汙名化，由此形成了商品化婚姻視角下對兩岸通婚的社會成見。而在兩岸關係情勢變化的背景影響下，陸配普遍較為弱勢，在本土意識與國族主義的操作下，也引發了對於陸配是否侵佔台灣社會經濟資源的指責與“國家安全”質疑，區分出了“我族”與“他者”。
三、結論
近年來兩岸之間所出現的新難題，敵對意識愈來愈强烈，台灣社會在心理上“反中國化”已有相當情緒基礎，在台灣內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對立氣氛已經形成一定的氛圍，認為衹有自認是台灣人、具有台灣的“國籍”，才能做自己的主人。
雖然台灣主體意識並不等於台獨，但台灣社會中的此種“他者”迷思已經形成，過去兩岸關係的“政冷經熱、官冷民熱”情況，在此次疫情影響兩岸民間正常往來之下，恐怕在一段時間內還是會繼續溫水煮青蛙下去，後續是越煮越涼，抑或能有所昇溫、需要多少時間方能回溫，仍然是個未知數。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8月號，總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