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國可能基於構建對華全方位經濟切割的目標，將“脫鈎”的壓力傳遞至韓國。目前，特朗普政府正通過加強與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構築對華的經濟合作陣線，並在積極聯絡其他歐洲國家及日本參與所謂的“經濟繁榮網絡”。特朗普政府甚至炒作香港問題，打擊其國際自由港地位，顯示美方有意構築一個針對中國經濟的全方位的切割布局。在此背景下，與中國產業深度融合的韓國很難自外其中。這一點在此前蓬佩奧敦促韓國將“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合流中已有所體現。當前，中韓經濟合作尚未受到美方顯著影響，很大程度是現階段特朗普政府忙於國內選舉及對華“脫鈎”動員，在國際上以日本為近期“脫鈎”突破口，韓國尚未成為美方施壓的重點所致。就長遠來看，不可排除韓國在與中國保持經濟距離問題上承受壓力。
其次，所謂韓國分散對華經濟依賴與“脫鈎”在形式上有所相似，但在實質上依然存在差異，美、韓圍繞對華經濟合作深度的分歧可能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文在寅政府目前所採取的引導投資多樣化，分散對華經濟依賴究其本質是一個國家基於自身經濟安全與要素成本考量的經濟行為。與特朗普政府煽動的、通過政治手段強制各國與中國經濟“脫鈎”存在根本差異。就本質而言，“脫鈎”是一種針對遏制對象採取經濟封鎖的戰略舉措。對韓國而言，與中國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是其與歐美發達經濟體競爭中彌補國土範圍狹小、資源有限等劣勢的關鍵。畢竟，韓國所生產的高精尖產品需要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很難完全跳出中國。此外，中國市場的消費潛力也是韓國在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萎縮背景下不能割捨的。因此，在短期內美韓可能在分散對華經濟依賴方面出現互動，但長期勢必圍繞對華合作深度問題出現差異。
最後，美國無法為韓國提供與中國經濟“脫鈎”的補償，相關經濟成本可能成為美韓分歧的焦點。美國在冷戰期間得以吸引歐洲與日本、韓國參與對社會主義集團的經濟圍堵，前提在於自身的市場開放，促使歐亞大陸兩端國家得以放棄原有與蘇聯、中國的經貿聯繫。然而，特朗普政府倡導“美國優先”思維，屢次掀起針對韓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攻勢。從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屢次修改中審視，美國顯然不願意承擔對韓國開放國內市場而為本國製造業帶來的衝擊。一旦韓國接受美國“脫鈎”要求，放棄在中國市場所帶來的損失將很難獲得美國的市場彌補，這種損失並不會因為美國領導人的變化而消失。因此，“脫鈎”的經濟成本負擔問題很可能成為美韓的長期爭議話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