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正視兩地民心隔閡，以“第一家園”促“民心相通”。上文列舉了兩地之間人流、物流的硬件交通設施非常齊全，不僅如此，近年來香港電訊企業紛紛推出“大灣區套餐”、香港本地銀行推出“大灣區開戶通”等便利措施，港人的確親身感受到兩地生活愈加便捷，故資金流、信息流也愈加暢通無阻。但為何近年來兩地民眾心理距離越來越遠？不僅是港人對內地的親近感、認同感更趨冷漠，內地民眾對香港的好感度也不斷下降？因此，“民心相通”才是“暢通”的根本宗旨。民心相通不是靠簡單的“民心工程”，而是靠和風細雨的深耕細作，需要有政治定力和歷史耐心，不求眼前或短期的成效。香港與大灣區（或深港）兩地合作，不僅衹著眼於基礎建設、產業政策，更關鍵在於人居環境。在這裡，我提議借鑒福建在兩岸交流中台胞“第一家園”的概念，應該把以深圳為首的大灣區九市作為港人“第一家園”。換言之，港人到大灣區要有“家”的感覺、“家”的便利、“家”的認同。
第二，正視兩地協調機制短板，以“雙向普惠”促“政策互通”。大半年來疫情造成的“封關”雖然是無奈之舉，但藉此暴露出兩地在公共政策銜接上出現的巨大短板和不足。簡單來說，就以“港人送藥”議題為例，我們看到在這其中穿梭、協調、落實的是香港工聯會。當然我們高度肯定工聯會的熱心和擔當，但我們也不禁要問，僅僅靠一個工聯會怎麼能解決那麼多因“封關”造成的兩地跨境家庭的具體困難？這裡面難道不存在公共政策、政府機構的缺位和失職嗎？多年來，無論是香港和中央、還是香港與廣東省、大灣區九市，都建立了大量行政機構的交流、對接、合作機制，我們並不缺機制平台，缺的是可以整合職能、常態聯繫、積極解決問題和處理矛盾的機制。說到這裡，就要直面兩地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的問題，這又會觸及到兩地尤其是香港的既得利益格局，留待後面建議部分再議。
第三，正視兩地規劃斷纜現實，以“非核心功能疏解”促“深港同城化”建設。中央既然已經提出“融合發展”，那麼在這個思維框架下，如何發揮“一國兩制”優勢，下好“深港同城化”這盤棋，就應該納入議程，也應具有充分正當性。在這一點上，香港要謙卑地做深圳的“學生”。這是因為，衹有40年歷史的深圳，本身就是充分借鑒國內外先進理念和經驗，從零開始、科學規劃、高標準建設的嶄新城市。深圳的功能劃分、生態保護、空間佈局都是經過周密論證的產物。但反觀香港，一方面由於歷史、法制和地理條件限制，再加上資本主義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流動規律，香港的規劃不僅存在各種弊病，還在近20年來裹足不前，導致“先天不足、後天畸形”的困局；另一方面香港和深圳的規劃從未有機銜接，例如與前海自貿區一海之隔的香港天水圍、屯門衹不過是以居住功能為主的衛星城，再如河套地區“起了大早趕了晚集”，香港科學園、數碼港和深圳光明科學城也毫無規劃上的先行對接。
我認為，深港一體化是歷史必然，至於如何推動、如何破題，可以考慮借鑒近年來內地城市治理裡面“疏解非核心功能”、治療“大城市病”的方式。香港應該整理出一份清單，從國家和大灣區的角度梳理出，哪些屬於核心功能、哪些屬於非核心功能，屬於非核心功能的產業可以創造條件、提供政策誘因，與深圳的產業規劃相銜接，鼓勵深圳或大灣區成為香港非核心功能的疏解目的地、承接地、發展地，進而帶動上文提及的公共服務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