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國大陸在此期間內大量研發、製造、購買四世代戰機(fourth-generation jet fighter)以取代舊型號的戰機，在此期間增加了近400架的四世代戰機，使美國在空戰中需要戰勝中國大陸的戰機需求大增，從最多需要4.6個聯隊到最多需要7個聯隊(從331架到504架戰機)，顯示雖美軍在戰機的質量上仍保有巨大的優勢，但中國大陸顯然也已開始急起直追。
在海軍戰鬥方面，中國大陸由於監控系統、反艦導彈、潛艦以及海空軍硬體質與量的增加，其開始能夠威脅美國海軍在區域中的運作。自2010至2017年，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台海、南海衝突時已開始不具備絕對優勢。中國大陸2017年亮相的殲-16戰機配合鷹擊62反艦飛彈，其反艦範圍已超出第一島鏈，威脅美國海軍在南海以及台海的運作。此外，中國大陸也在2010至2017年間新建了12艘元級潛艦，增加其於東、南海的反艦能力，試圖將美國海軍的作業範圍推出第一島鏈。
中國大陸在此期間，也積極提升其兩棲登陸的艦載能力，作為進攻台灣時所需，並加強其反潛艦與飛彈防禦的能力，以提升其登陸的存活率與成功率。在2010年時，美國海軍尚有能力摧毀中國大陸意圖登陸台灣的七成艦艇，到2017年時，美國僅能摧毀中國大陸意圖登台的四成艦艇。
中國大陸發展太空與網絡等新式作戰能力的速度相當驚人，在 2003年時，中國大陸對美國衛星幾乎還無法造成威脅，至2010年時，中國大陸已能顯著的對美國衛星，尤其是商用衛星造成威脅。但自2010至2017年，中國大陸對美國衛星，尤其是國防相關衛星的威脅程度其實並沒有顯著的變化。在網絡作戰層面上，中國大陸積極發展網軍，戰略支援部隊的實力已為媒體所多加報導，但事實上，美國國防相關的網絡防護仍難以被入侵，因此在2010至2017年間，兩國網絡作戰的相對能力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最後，由於2010至2017年間中國大陸中、遠程彈道飛彈與核彈頭數量的增加，以及對空防禦能力的上升，其已開始可能具備對美國的核子第二擊能力(second strike ability)，亦即美國核武的第一擊並不一定能摧毀中國大陸所有的核彈頭，而中國大陸或有進行核反擊的可能。
四、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的變項
從綜合實力的相關指標來看，美國與中國大陸在2010至2017年的實力確實有所拉近，但這樣的趨勢自中國大陸1980年代軍事現代化起便是如此。中國大陸國防預算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相當高的速度成長，中國大陸近年來更積極投入在海、空軍以及彈道飛彈的研發與升級上，促成了美中軍事實力的拉近。事實上，如果從CINC指數來看，中美總體軍事實力甚至在2002年就已出現黃金交叉。
然而，即使美中實力的差距逐漸接近，但目前美中總體、各層面的軍事實力仍有差距。一方面，美國總體的國防預算、武器質量與數量仍遠大於中國大陸；另一方面，從蘭德公司的報告來看，中國大陸即使在特定軍事領域可以與美軍在軍事衝突中不相上下，但整體而言美國並沒有在任何一個領域落於下風，以至於無法介入台海或南海可能的軍事衝突中。
因此，在歐巴馬到特朗普政府期間，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實力確實有所拉近，此確實有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推出更全面的制衡政策的原因之一。但必須注意的是，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便已快速增長，而在2010年左右便已可以在許多層面上威脅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霸權地位，而歐巴馬政府卻仍不願推出全面制衡的對中政策。而在2010至2017年間，如蘭德軍事計分卡所分析，美國與中國大陸間的相對權力變動其實並不如2003至2010年間的變動，但特朗普卻推出了全面性的制衡政策，如要解釋這樣的情況，則單以美中相對軍事權力變動來解釋似乎稍嫌不足。
五、國家潛在權力變化對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的影響
Mearsheimer指出，潛在權力(latent power)是一國能夠打造軍事力量的社會資源，而此種資源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國的財富。一國唯有擁有金錢、技術去訓練、現代化其部隊，才能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因現代戰爭的花費非常高，國家也需要大量的財富才能有足夠資源轉化以進行戰爭。因此，財富是軍事權力的基礎，也是一國現在與未來潛在軍事權力的指標。
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理論上等於本地居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此指標經常被用來衡量一國在特定年度的經濟實力。在2009至2017年，中國大陸最高的經濟成長率為2010年的10.64%，最低則為2018年的6.6%，相對的，美國經濟成長率最高為2015年時的2.88%，最低則為2009年的-2.54%。在此消彼長之下，美中之間的相對潛在權力確實逐漸被拉近，在2009年時，美中之間的GNP相差9兆餘美元，而至2017年，此差距僅剩下七兆餘美元，在此期間，中國大陸也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更有甚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若使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進行調整，則自2014年開始，美國經濟佔世界的比重已小於中國大陸。若使用此指標，至2019年，中國大陸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率為19.25%，而美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率則為15.51%，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具備的潛在、可轉化為軍事力量的實力可能已比美國還高。
然而，Mearsheimer也認為，在衡量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如工業化與半工業化的國家時，使用GNP會較難體現真實的潛在權力差距，因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會有遠超半工業化國家的可支配財富，其技術水準也遠遠不同，因而比較這兩種國家時，應該加入其他的衡量標準。
有鑑於GNP較難體現真實的潛在權力差距，Mearsheimer在其2001年的書中，採用鋼鐵產量、能源消費量等資料作為計算一國真實財富的指標，認為這代表了一國當前的技術以及消費水準。但其也承認，由於鋼鐵重要性的下滑，使用此指標計算1970年代後的國家財富已逐漸失準。故本文採取世界銀行2010年與2018年計算各國財富的報告，以對美中間的相對財富消長進行測量。
世界銀行在此兩份報告中，採用生產資本與都市土地(produced capital and urban land)、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淨國外資本(net foreign assets)等四個指標，來對一國的財富，也就是當前與長期的經濟發展能力進行評估。中國大陸的總財富在2000至2014年間快速增加，在2000年時，中國大陸總財富僅為180,690億美元，而美國為1,884,200億美元，美國總財富為中國大陸的十倍以上。但至2014年，中國大陸總財富為1,475,750億美元，而美國為3,135,740億美元，美國總財富僅為中國大陸的兩倍多。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在2000年後的總體經濟實力確實上升甚快。
世界銀行目前的財富統計僅至2014年，故尚無法確定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中總財富是否出現重大變化，以至於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政策出現重大轉變。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歐巴馬政府時期，中國大陸的總財富，也就是潛在可轉化為軍事權力的經濟實力已快速逼近美國。
但若採用科技技術的發展程度來測量美中之間的真實潛在權力，則會得到不同的結論。聯合國在2001年時首先使用了“科技成就指數”(Technology Achievement Index)，來衡量一國的科技實力，此指標包含了科技發明、新科技擴散、舊科技擴散以及人民技能等四大面向，而每一個面相又包含兩個子指標，來衡量一國科技的綜合實力。
在2009年的科技成就指數上，中國大陸在91個國家中排名第54名，而美國則排行第8，兩國在專利項目、專利權利金等項目上差距非常大，顯示兩國科技硬實力的差距。此外，在人民技能上，中國大陸就讀高等教育，甚至一般學校的比例也遠小於美國。到了2016年的科技成就指數上，中國大陸在105個國家中排名第62名，而美國則排行第10，中國大陸在專利項目、專利權利金等科技發明的項目上雖有成長，但仍差美國甚遠，而在人民技能上，中國大陸就讀高等教育、一般學校的比例有顯著成長，但由於有計畫名額招生故仍小於美國。
因此，無論是在歐巴馬或特朗普政府時期，中國大陸的科技技術仍與美國有段差距。但很明顯的是，中國大陸正持續追趕拉近、未來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國。科技實力不衹是一國的財富，其很大程度與一國戰時能將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的能力有關(如快速製造、研發精良與大量的武器)，考量到一國真實的潛在權力必須是一國在戰爭時所能轉換成軍事實力的經濟實力轉換效率來看，中國大陸在美國兩任政府時期的潛在權力變化相當大。
以綜合經濟實力指標而言，中國大陸過去十多年的經濟成長率從未低於6%，而美國則從未高於3%，美中之間的GNP差距僅餘七兆美元; 而若使用PPP調整下，中國大陸GNP則在2014年已超越美國。顯示歐巴馬到特朗普政府時期，美中間的潛在權力似乎已相當程度的拉近。若使用財富衡量美中之間真實的潛在權力差距，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美中之間的財富差距至2014年已顯著拉近，顯示中國大陸的真實潛在權力確實已顯著提高。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2月號，總第2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