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民黨迫不及待地譴責1月26日的事件，將抗議者描繪成謀求錫克教徒脫離印度獨立的“叛國者”。但奇怪的是，2014年，錫克教徒的旗幟也曾在紅堡上空升起，彼時的人民黨卻沒有抱怨，因為那次的事件符合該政黨的反伊斯蘭教準則（因為紅堡本是由伊斯蘭教的莫臥兒王朝所建，曾是伊斯蘭教在印度的一個象徵，但在18世紀被錫克教徒佔領）。
更令人訝異的是印度自由主義者的反應，他們對抗議農民進入紅堡並在印度三色旗旁舉起另一面旗幟的畫面感到非常沮喪，認為這挑戰了他們的和平抗議理念。這些自由主義者大聲疾呼，批評部分抗議者沒有遵循德里警察批准的遊行路線，衝破了路障，進入了紅堡。親愛的自由主義者們，你們應該意識到，革命永遠不會遵循精心的計劃進行。革命不是晚宴，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嚴格按照從頭盤到甜品的順序送上食物。
即使是歷史上最有組織的政治運動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波折。組織和自發性並不矛盾，它們可以在成功推翻壓迫政權的過程中相互補充。實際上，佔領紅堡的自發性是印度基層組織前所未有的、有組織政治活動的副產品。
儘管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在意識形態上彼此矛盾，但它仍持續並擴大成為了歷史性運動。例如印共（馬克思主義），無論它領導州政府的哪個地方，它都從農民手中奪取土地，將其出售給公司，並壓制異議。在那些支持農民們佔領紅堡的人中，甚至還有以前人民黨的盟友。
這種矛盾反映了印度政治的複雜性。一方面，運動中存在的妥協勢力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必須承認，由於複雜的民族和種姓關係，這種勢力可以動員到大量群眾。另一方面，各種意識形態和民族宗教派系的進步力量可能只占農民運動領導層的一小部分，但他們確實擁有完整的意識形態來支持諸如佔領紅堡的事件。
有一個難以忽視的事實，那就是這次的農民示威，比起過去經常發生的達利特人（即印度教中的“賤民”）和穆斯林示威，獲得了更多印度人的共鳴。很不幸，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下備受壓迫的達利特人和穆斯林要想成為全國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是困難重重的。他們缺乏強大的動員能力，但他們的革命性更徹底。
同樣是在1月26日，在孟買，成千上萬的小農團結起來。這些農民主要來自印度最邊緣化的土著社區，這些社區在歷史上是最受壓迫但又最富韌性的。印度各地許多進步組織也舉行了小型遊行，聲援新德里的抗議農民。甚至還有一些小規模的社會團體動員起來，為抗議活動提供幫助，例如卡納塔克邦的女性運輸隊為從全國各地抵達該州首府班加羅爾的抗議農民分發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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