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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中評社的新聞輿論場與輿論力量 作者：郭偉峰（香港），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
新聞輿論是什麼？現在的相關定義非常不一致，多元化。我認為，通過新聞媒體發表的、能夠引起受眾廣泛關注及反饋的言論觀點之匯合，就是新聞輿論。或者說，輿論簡單的定義是社會中相當數量的人對於一個特定話題所表達的個人觀點、態度和信念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在新聞媒介上體現出來，就是新聞輿論。新聞輿論力量顧名思義就是新聞輿論的影響力。中國評論通訊社是一個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智庫媒體，其中最重要的力量表現就在於新聞輿論。
一、兩岸及港澳輿論場具有高度的複雜性
中評社的新聞輿論力量是因應兩岸及港澳輿論場而來的，要發揮輿論力量，首先得認清輿論場的特殊性。在這裡，我們要重視美國著名的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關於輿論的理論分析，他在1922年的著作《輿論學》中，針對大眾傳播可能會“歪曲環境”的負功能，提出過警世之言，這就是頗有名的“兩個環境”理論。按他的見解，我們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里：一是現實環境，一是虛擬環境。前者，是獨立於人的意志和體驗之外的客觀世界；而後者，是被人意識或體驗的主觀世界。與此相聯繫，能被人自身直接體驗的環境，叫“直接環境”，而需要通過他人才能間接體驗的環境，叫“間接環境”。他的“兩個環境”理論的創造性在於，強調指出了大眾傳播的作用。即：現代社會中，“虛擬環境”的比重越來越大，它主要由大眾媒介造成。李普曼特別強調大眾傳播的力量，認為大眾傳播不僅是“擬態環境”的主要營造者，而且在形成、維護和改變一個社會的刻板成見方面也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李普曼在將近100年前的理論創建，放諸於今天的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也一樣有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1，兩岸及港澳輿論場複雜多樣。
因為兩岸及港澳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尤其是海峽兩岸至今仍然處於分裂的狀態，所以各自的輿論場必然不同。從意識形態來看，有兩個陣營的輿論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從區域特點來看，分成大陸、台灣及港澳四個完全不同的輿論場。從媒體特性來看，則分成了8個輿論場，即為大陸、台灣及港澳四個地方又各自擁有兩個輿論場：主流媒體輿論場與社交媒體輿論場。由此可知，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不可能是單純的，更不可能是同質化的。要在如此複雜的輿論場發揮作用，就必須具有不一般的新聞輿論力量。
2，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制約輿論場。
對抗性矛盾是指矛盾雙方在根本性質和根本利益上互相敵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其鬥爭形式一般表現為劇烈的外部衝突。非對抗性矛盾是矛盾雙方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一般不表現為劇烈的外部衝突，即不表現為對抗的形式。須知，兩岸及港澳輿論場是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縱橫交錯的輿論場，其對抗性輿論往往大於非對抗性。尤其突出的是在兩岸之間、台灣內部與香港內部。比如說統與獨的矛盾、香港維護“一國兩制”與顛覆國家主權的矛盾，都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和平與發展之間雖然有矛盾，但都是可以調和的，是非對抗性的矛盾。
3，如何辨識輿論主場與輿論主體
從整體來看，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並不是處於同樣的地位的，就是説不是平起平坐的，必然有主次之分。從兩岸關係的輿論實力來分析，輿論主場當然在大陸一方。從輿論特殊性來分析，香港在實施“一國兩制”過程的輿論最特別，是主場。從輿論的危害性來分析，台灣的獨立輿論最具風險，是主場。然而，從歷史角度來分析，輿論的主體必然在國家統一與“一國兩制”實踐的方面，無論是認同或者反對，都無法脫離這一輿論主體。輿論主體是由眾多人構成的輿論的發出者。試想，在大中國範圍中，獨立與分裂，怎麼有可能成為輿論的主體？
用李普曼的理論來分析，兩岸及港澳輿論場真的存在著現實環境與虛擬環境，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虛擬環境的主要營造者，也就是兩岸及港澳的大眾媒體，在形成、維護和改變一個社會的刻板成見方面並沒有完全發揮正向的強大影響力，很多媒體反而在發揮破壞、撕裂社會的作用力，增強的是彼此之間更加刻板的成見，導致出現這樣的問題：現實環境未必差，虛擬環境未必對。
二、兩岸及港澳輿論場的輿論衝突與對抗特點
輿論衝突不是怪現象，是輿論的常態。輿論衝突指兩種輿論陷入尖銳對抗的狀態，以不可調和的形式表現出來，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為結局。毋庸諱言，在兩岸關係中，以及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存在非常嚴重的輿論衝突。
1，輿論衝突的危機隨時發生。
按照有關觀念分析，輿論衝突的第一種形式是相互攻擊。第二種形式是意見衝突和武力衝突相互補充，以武力衝突來解決輿論衝突。從歷史上看，一切武力衝突的前期都有一個輿論衝突過程，輿論衝突激化，隨時都可能釀成武力衝突，武力衝突的目的在於解決輿論衝突無法解決的矛盾。這樣的輿論衝突的特點描述，與當前的兩岸關係完全契合。統一與獨立的輿論衝突，2020年在兩岸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其激化程度，已經有意無意地與武力衝突相勾連，這是兩岸8年和平發展時代未見的重大輿論危機。在香港，中央被迫制定《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實乃經過多年的輿論衝突、尤其是港獨輿論的興起，以及分離活動的猖獗，導致恐怖主義活動在香港擡頭，輿論衝突即將進入武力衝突階段。中央對此無法視而不見，務必起而遏之。當然，關於《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爭議是在立法層次的爭議，還是屬於輿論衝突的範疇。
有觀點認為：相對於傳統傳播環境，網絡時代更易爆發政府輿論危機。網絡空間的自由言論機制為非理性言論流行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信息爆炸的網絡世界裡，人們不僅可以便捷地獲取各種信息，而且可以自主過濾與自己見解相反、興趣不一致的信息。後者增加了“群體極化”的可能性。偏頗的情感容易被無限制地宣洩，與極端意見相左的觀點卻因為畏懼粗暴攻擊不得已選擇沉默。確實如此，兩岸及港澳的社交媒體，是輿論衝突乃至引爆輿論危機的最糟糕環境。
2，對抗性認同是輿論場的重大威脅。
兩岸同屬一中、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這是目前的社會正當性認同，而予以否認及對立的，當然就是對抗性認同。在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中，其對抗性認同的壯大是對和平、安全、穩定、繁榮的最大威脅。從香港近年發生的反中央、反政府、反社會的社會事件來看，當對抗性認同發展到另類認同時，往往迅速轉化為集體行動，對抗性話語從線上的話語戰爭走向線下的示威活動，大批民眾在短時間內湧向街頭，成為衝擊社會實體的對抗行動。這時，對抗性話語往往真正成為對抗性政治，對政權產生致命衝擊。所以，當對抗性話語無法遏制或者疏導，且不斷匯合壯大，就必然會產生對抗性認同，反過來制約輿論場，催生破壞社會的實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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